第四章/  最后一笔（第2/3页）

说守卫市中心地区的部队只是绝望和顺从地迎着死神而去，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少有的混乱的思维方式，认为在最后几天的鏖战中他们已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看来，为他们义无反顾地抗击来敌做出解释的，不仅是深植于心中的想法，即所有的东西只有通过捐躯和灭亡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之物。更确切地说，他们感到在这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悲剧的最后一幕中，自己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参与的一员，这甚至是一份责任。他们知道，这样规模的悲剧，会给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都赋予崇高的意义。即使局势无望，也要坚定不移，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德国人的典型特征——至少是一种思维痕迹。长期的哲学传统，用零乱的理论宣告了“德国人负有走向极端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并称“英勇的悲观主义”是日耳曼民族的遗产之一。这个把明显是宣传性的文学加工为小钱币的传统，认为此时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外，从海德格尔的“有勇气面对一无所有的恐惧”，也可以推导出殊死抵抗背后的原因。

在走向穷途末路的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和地下室里，所有激烈、损失惨重的战斗的参与者们，从上面所述的认识中得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超乎寻常的高昂士气。”一名德国军官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有着难以描述的顽强，必胜的信念，随时准备付出生命……即使现在朱可夫用拳头抡向这座城市，即使我们只能用手枪与他们抵抗，他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必须考虑的是，至少在包括党卫军在内的精锐部队里，意识形态方面仍有着坚定的信仰，而且信任希特勒和他肩负的使命。他们大家都为这危急关头做好了准备。生活在以悲剧的形式为结局的“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个政权在它统治的年代里，都是通过有意识的操纵，用“生存或死亡”这迫近的危机感来制造出高涨的热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搞的“周末打击”就属此类。但直到战争期间举行的讲究排场的死亡庆祝会上，尤其是在这样的活动中，他和他的部下才做到了表里如一：斯大林战役失败后，戈林在一次欢呼崩溃的讲话中，谈到了“由火和血组成的尼伯龙根大厅”；还有由戈培尔导演的、最后以“杂乱无章的急速语调”结束的要求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吁。这些当权者从来没有像在设想中和事实上已临近崩溃深渊的这个时刻，把自己和国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不应忘记提及人们从着魔状态中醒过来的震惊，它很快四散传播开来。多年来，直到那最后的几个星期，这个政权精心编织起来的宣传骗局，向老百姓隐瞒了战争的真相，甚至把遭受的重大挫折说成是设的陷阱，是为了诱惑仅是数量上占优的敌军。现在，这一骗人的体系突然垮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面纱被撕开，现实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一种自杀性的、漠视生命的气氛就四处传播。除此而外，还有极难加以描述的、对红军要实行报复的恐惧感。自古以来就对“野蛮的东方”所抱有的害怕心理，模糊地猜测进犯苏联时众多德国部队犯下过暴行，以及自己宣传中的可怖画面，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祥之兆，突然出现在每个角落。

使得神经高度紧张的始作俑者，同时也受其折磨的是希特勒本人。现在几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在这紧要关头玩杂耍。战争初期在波兰、挪威和法国取得的势如破竹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也许在他决定进攻苏联时——他在战胜法国的那些天里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在这游戏中包含了最终真正对命运做番考验的要求。现在的他仿佛是到达了目的地。在四月底的最后几次形势讨论会上，他翻来覆去地重复着，只是表述不同而已，陈述着他为什么一反以前的所有打算，执意不离开柏林，并要在帝国总理府内殉职的理由，这种种动机现在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

尽管，或是像曾经说的那样，要感谢那些似潮水般不停地涌来的“有关鞑靼人的报告”，给他带来了他所感受到已全面完成使命的感觉：再次身陷绝境的幸福。一次开会时，他以难以掩饰的热情说到在所有的指望中应选择“光荣的结局”，“在羞愧和耻辱中继续生存几个月或几年”；另一次，他祝贺被围的政府部门所在地成为一座“最后的小岛”，它会“英勇地”反击；或者对围着地图的人保证说，“如果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死去，那么就是死得其所”。交织着疯狂、反叛和屈从等感情的整个情绪，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形势分析会上的多次插话中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次战役已在这儿（柏林）达到了高潮。如果在旧金山会议上同盟国之间确实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会产生的——那么只有在我给布尔什维克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个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然后其他人或许这时才会相信，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制止布尔什维克这个巨物的前进步伐，这个人就是我，就是党，就是这个今天的德意志国家。”

“如果命运是另一种选择，”晚些时候他这样说，“那么我将作为一个丢尽脸面的难民，从世界历史这块版图上消失。但在上萨尔茨贝格自杀，而不是站在这儿，在这儿阵亡，对我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行为——不该让人们说：您作为领袖……”

“只要我还能领导，我仍是领袖。我不能坐到某座山上去指挥。对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为了那些本该我自己做的事情而去枪杀其他的人。只是去保卫贝格霍夫？我不是单为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甚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希特勒在一次总的回顾中做了说明，这也可以说是总结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文件吧。按照他身边人的说法，他自从回到柏林后，在二月里，与戈培尔和莱伊一起，在地下避弹室度过了多个夜晚，后来一次是在四月，有几次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也在场。在这些聚会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一生，不只是检验他政治上碰上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一一历数他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接下来，围桌而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就会给这总是冗长而又混乱的滔滔话题提供些佐证和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