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决意崩溃（第2/3页）

他的许多毁灭情感都落了空。现在，当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那最迫切的需求，又再次活跃起来。人们可以确信，最后几个星期里的失守，比起那些以往的暂时胜利，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满足。他非常赞赏用炸弹进行毁灭性打击，他说，盟军的空军虽然没有遵循重塑德国城市的计划，但毕竟有了开端——听起来像是嘲弄，但他实在是当真的。

人们肯定会猜测，他是想轰轰烈烈地结束生命，不是万般无奈，最好是大义凛然，满怀激情，心中又极度害怕，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悲壮礼炮声。可这是一名演员的退场，是一场值得怀念的场景的剪辑。无论如何，他一生中苦苦追求的声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一个权威的福利国家的统治者或是一支大军的统帅这样的荣耀。对每一个这样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在他身上存在着太多瓦格纳式的东西和太多的去毁灭的要求。当他还是半大小伙时，他第一次在林茨歌剧院的正厅前排站位里，观看了歌剧《黎恩济》，这是中世纪晚期一名叛逆者和护民官的故事，他因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而伤心悲观，最终选择了死亡和自我毁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几十年后，他还一脸幸福地承认这件事。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减少。

希特勒不仅容忍他正在做着的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行为，而且甚至越来越激进地使其成为他的一种古怪本性。还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前的那场冬天灾难刚刚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可能失败的苗头时，他就对两位外国来访者来说，德意志民族该“消亡和被消灭”，如果它“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作为他，是不会“为它事后流泪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他用“冰冷的语调”对阿尔贝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输了，那么这个民族也输了。不必去顾及德国人民为了苟延残喘而需要的生存基础。相反，最好的做法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至迟从斯大林格勒和战争发生转折以后，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掺杂着因失望而产生的对德国人的仇恨心态。这种动机决定了最后阶段内所有战略的制定，从多次拒绝建立阻击阵地来抵御敌军将要发起的突破，到发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山进攻战。为发动这次进攻，他从东线撤回了大批的军队，为的是借“来自俄国人的威胁”，来振奋早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百姓的抵抗意志。两年前他就说过，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让四十岁的人也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在与东方的战斗中阵亡，比起输掉战争后任人宰割或沦为奴隶当牛做马毕竟要好得多”。现在，他极为生气的是，这些人在西线干脆搬开了阻止坦克前进的障碍，置所有的惩处命令于不顾，在窗口挂起了白旗，整个军团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奇耻大辱！”剩下来的战争，越来越成为对自己人民的惩罚。就像他在大约四年前所保证的那样，“消亡和被消灭”，至于他自己，则会听从生存斗争的“永恒法则”，竭尽全力为此做出他的贡献。

根据所有有根有据的判断，这种热心推崇的毁灭性意愿，是希特勒直到最后仍然维持着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证人描绘的年老体弱的现象——弯腰曲背，走起路来吧嗒吧嗒拖着两条腿，说话的声音日渐疲惫，与同一观察人曾看到的希特勒意气风发时的优雅姿态判若两人，成了——像地下避弹室的一位所说的那样——“一个猛吃蛋糕的瘦猴”，但仍一如往常那样能施以强烈影响，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三月中旬，但泽的纳粹省党部头目福斯特来到地下避弹室，走进第一进房间，他就惊恐又绝望地告诉大家，俄国人挟强大之军队及一千一百辆坦克，已经出现在宣布为堡垒但完全不具备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将告诉希特勒大势已去，逼他做出明确的决定。可过了一会儿，福斯特“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走出希特勒的办公室，他说，元首会救援但泽，这是“毫无疑问的”。四月十八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却被信誓旦旦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说会为他制定对付未来的伟大计划。

总的来说，最为古怪的，是希特勒尽管具有超乎寻常的说服本领，但在政治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他没有能力去越过狭隘的军事目标做更多的思考，这种无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三十年代里，他用灵活多样又出其不备的作战行动，以及采用时而威吓时而一本正经地发誓的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达到了他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摧毁欧洲的大国体系。但从一九三七年年底起，他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他对来得太容易的成就感到厌倦了，他终于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再次回到“打击”的原则上去，这一原则，像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赞赏的那样，是他毕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在政治方面，他没有发起过任何一个倡议。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上，他趾高气扬，对西方强国既奇怪又懦弱的姿态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怒的只是，他们破坏了他那时就想发动的战争。同样，尤其是在打败波兰，以及一年后战胜法国后，曾有过多次机会来巩固帝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可希特勒没有看到呼啸飞过的羽毛，更没有在某个时候去抓住它。人们几乎觉得，军事上的胜利把他带入了窘境，因为没有战争他就不能成为形势的主人。

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正像他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对他的将军们所讲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好处”，后来几年里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后面，也许也是这一观点在作祟。他身边人们以及外国政治家如墨索里尼、霍尔蒂和拉瓦尔，都建议他对战争形势从外交可能性方面加以考察，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尽管他，尤其是战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冬出现转折以后，一再强调要继续战斗，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违背常理的联盟”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他认为，只有到那个时刻，举行的谈判才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每当出现离间敌人的机会时，他又不加利用，让它们从身边偷偷溜走。对此，戈培尔挺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催了又催，可人们“有时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云彩之上”。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思考是，希特勒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创造性想象力，而且至少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他也丧失了战术上的灵活性。正是这种“天才禀性的缺乏”，最终成为他失败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