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34年11月30日·黄昏 湘江东岸

一 “我们贻误了战机”

敌机的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已经随着落日含山沉寂了。渡口重又喧腾起来。

站在湘江东岸指挥渡江的周恩来，舒了一口气。他刚刚把博古、李德送过去，又和朱德握别。他告诉他们，迅即赶到界首，组织指挥各军团，全力堵截蜂拥而至的敌军以保证渡口的安全，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我们一齐过不好吗？”朱德提议说，“这里可以留别人来指挥……”朱德觉得组织渡江，纯属行政事务，不需领导者亲自指挥。他不安地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几天来，这张英俊的脸显然变瘦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周围有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蓬乱的胡须上沾满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外貌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深邃的目光里还流溢出一种潜忧。

“不，”周恩来沉声说，“董老、林老、徐老、谢老都还没有过来，毛泽东同志也还都在后边……你放心，我随中央纵队过江！”

他回眸东望，无限焦虑。

朱德知道，临时指挥部必须立即设置。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时候，指挥绝对不能中断！

周恩来正像朱德对他的观察那样，的确感到无限的倦意。他在渡口边的一块光秃的土丘边坐了下来。警卫员急忙给他垫上灰色的军毯。自从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在振奋之余，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不安。

周恩来组织中央纵队迅速过江。他怀着一种束手无策的恼怒和自咎的感情，注视着敌机在沿江渡口狂轰滥炸和扫射那些毫无防护的机关人员！

“注意空袭！注意隐蔽！”他提醒着，而自己却不隐蔽。

四架敌机从北方的云朵里进入湘江上空。有些人好奇地望着它们，似是望着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纸鹞。

“卧倒——！”防空指挥员下着命令。而周恩来却不卧倒。

警卫人员把周恩来推拥到一处陡崖下，只要蹲下去，就可以躲开敌机的扫射。

周恩来看到部队都在原地卧倒后，他才蹲在陡崖下，观察着直冲而下的敌机。飞机在他眼前变大了，嘶啸声越来越响，机身把空气冲压下来，让人难受。

他清晰地看到，战斗轰炸机的透明的凸窗里，那个戴着飞行盔的凶手。飞机黑色的机翼上，青天白日的圆徽使他感慨万千。在黄埔军校时，他就熟悉这个圆徽了！那时，他的军帽上也是这个圆徽，在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去东征陈炯明！

现在这个飞贼，挺着两个涂有圆徽的铁翅向他俯冲而来，昔日并肩战斗的同志，今日变成互相残杀的仇敌，历史走过了一段多么弯曲的历程？

第一架飞机向渡口俯冲下来，又升上去，第二架又俯冲下来。几个黑点带着尖利的哨音呼啸而来。

一匹骡马挣脱了驭手的束缚，向江边狂奔，一个披着蓑衣的驭手跳起来追赶。

大地在重磅炸弹猛烈的冲撞下抖动了一下，立即升腾起黑色的烟尘，相伴而来的是沉雷般的隆隆声。一股带着火药臭味的热浪扑向陡崖。这时，周恩来看到那匹骡马和披着棕蓑的驭手被埋葬在烟尘中！

周恩来正欲派警卫人员去抢救那个战士。没想到那件神奇的棕蓑竟从硝烟中鬼怪似地钻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拉着驮骡向渡口直奔而去。

周恩来想关照这个骡夫，但他看到徐特立过来了，手里拄着一杆藤质的轻便而有弹性的红缨枪。

“徐老，有马不骑拄杖行，身体吃得消吗？”周恩来关切地开着玩笑。

“我们本身就是一匹马嘛，当然，你是神骏，我是老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嘛。……我把你的佳句改两个字：‘有马不骑万里行’，你把我的红缨比成拐杖我可不赞成。”

“那就改成‘刑天舞干戚’吧！”

两人相视而笑。徐特立戛然止住笑声：“恩来，你不能只关心别人，我看你的气色还不如我哩。我记得有首诗是怎么说的来，‘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要善自珍重哟。”

“当然，当然，”周恩来面对这种深情，竟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情的话来。他一把挽起徐特立的左臂，“趁敌机刚刚过去，赶快过江！”

周恩来把徐特立扶上摇摇摆摆的浮桥，回头看到了毛泽东。他头发纷披，颊骨耸起，迎面落日的余晖，给他苍白憔悴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红晕。他大步向江边走着，身后是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

周恩来急忙迎上去：“主席！身体怎么样？趁天还亮着快过浮桥！”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不管在中央军委时期还是苏区中央局时期，别人，甚至比毛泽东地位低的人是很少叫主席的，一般都是称毛委员，或是老毛、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而“四老”[1]则叫他润之！周恩来除了会上叫泽东同志外，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是叫主席！这种尊敬有加的称呼给人某种疏远感。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十分微妙的感情作用，谁也难以说清。

“整个情况如何？”毛泽东问得很随便，像个局外人。

“应该说非常严重。”周恩来声调黯然，流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错误诿卸在博古、李德身上，“一、三军团打得很苦，伤亡很大，总司令刚才过去了，正在界首指挥部指挥。因为中央纵队行动太缓慢，我们贻误了战机！”

“应该及早轻装开进，”毛泽东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我们往往忘了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实在拖不动！”

“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哪能快得了？”

“这的确是个深刻的教训，最初的估计错了，虽然已经下了几次命令要轻装，可就是减不下来！”

“带得越久越舍不得丢！”王稼祥也从担架上下来，他想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步行过桥，“农民……农民意识太强！”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这叫磨破了脚才想起来脱鞋倒沙子！”

“这是计划不周。”周恩来语音里荡漾着一种愧疚，还有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

“这是军事指导思想问题。世上岔路千万条，达到目的的只有一条，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正路！”王稼祥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体谅，“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困难的，往往是痛苦的。”

毛泽东用深不可测的目光望着界首：“界首是个大村镇，要指令部队尽一切可能筹粮筹款……”

“这非常重要。”周恩来用接受指示的口吻说出这五个字。这里面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奇特的心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