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议不被接受（第2/3页）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夜，是个普通的夜晚，微雨潇潇，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阻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毛泽东把灯捻小，还撑起一件雨衣挡起，不让灯光照在王稼祥的脸上。王稼祥眯了一会儿。他看见灯光把毛泽东变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灯光映出毛泽东的长发和那双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读什么书，竟是那样专心致志。

“主席，你在看什么？”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