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古与洛甫（第2/4页）

“怎么了？思美，”博古见洛甫怒气冲冲，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现出素常的快活直率的微笑，一边让座，一边用俄语说出了五个字，这种称呼并没有使洛甫觉得亲切，反而产生了一种捉弄人的亵渎感。他以为博古在居高临下，故作宽宏的姿态，“又有什么不满意了？”

“你不觉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是欠慎重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他们怎能跟部队行动呢？”[1]

“那怎么办？”博古不无诧异地说，“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苏区而大发脾气吗？”

“可见你对政府人员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责备着，“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也好统一照顾。”

“你也认为这样更好些吗？”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当然，这个建议引起了严重的后果：部队必须抬起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顶轿子。

如果当时“最高三人团”预知抬轿子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话，他们准会拒绝这个提议。事实是，博古当时虽然采纳了洛甫的提议，却没有弥补他们之间已经很难弥补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记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冲突。今天加以仔细推敲，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它还不太完整，还不太明朗，字里行间却展露出当时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反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这一点，洛甫觉得理由并不充分，让他去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说是排挤，那么，不排挤，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在整风笔记中又写道：

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以博古取得党权，以李德取得军权，以洛甫取得政权，以达到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统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挤毛泽东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洛甫同志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从中央被排挤出去呢，还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挤担任此职，在中央应该是什么地位呢？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交给谁，笔记中没有言明，括号中提到“项英回来后”，是否暗指把领导权交给当时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项英？很难说。洛甫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牍主义？公开批评是不是攻击？后人只能存疑，洛甫继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给他们批准。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笔者注）物质基础。

这段笔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深研究的。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辱，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都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做准备了。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洛甫这么想，但还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也因为他这么想，而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