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去何从（第2/2页）

政委是孤立的，除他之外，同意他方案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他的通讯员，一个是九军团的跟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本连战士。

这种惨败，在王振华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谁的意见对了，谁的意见错了，同意谁的意见，反对谁的意见，本来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甚至连小事都算不上，不妨面红耳赤地争论一通，对事不对人，转眼就过去了。

王振华却不这样看，意见对错代表了立场问题，反对谁拥护谁就是阶级斗争了。在苏区打AB团的时候，你可以把不是AB团的同志说成是AB团，这是革命积极性所在，即使打错了，积极性仍是可贵的。谁敢说一声“不是”？你替AB团开脱，你就是AB团。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是必然的，只有那些表现“革命性”的人，或是谋取地位的阴谋家，或是借机报复的卑鄙小人，或是排除异己者，推波助澜，以便浑水里面好摸鱼。

王振华在数次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投谁的赞成票投谁的反对票，并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力，而是体现了路线斗争。你投对了票，就立一大功，投错了票就是罪人。后来的以人划线，紧跟谁，在王振华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初型。现在，那些拥护队长意见的队员们，显然是站错了队。

“同志们！我有话说，”王振华先是站着的，当他带头表决高举拳头无人响应时，他蹲下了，现在又猛然站起来，声音里饱含着顽强的自信和剧烈的冲动，“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战士，上级指示谁也不能违抗！”

队员们惊愕地互相望望，不知政委所指何事。

“队长的提议是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的，上级绝没有让我们回苏区的命令！”王振华挑战式地怒视着万世松，脸色灰白，一双黑眼睛冒着红火，等待他的回答。

“的确没有这样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指示，两弊权衡从其轻，只要对革命有利，不妨回到苏区。命令，也要灵活地执行。”万世松也站了起来，面对着王振华，“我不明白，大会讨论表决是支委会研究的，何去何从的理由也翻来覆去研究过许多遍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在表决之后，忽然提出了‘命令’问题。即使有必要重新讨论，也不要冲动嘛……”

王振华粗暴地打断了他：“我不能不冲动！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让我谈谈问题的实质吧。队长同志，你煽动大家回苏区，有没有个人目的？！”

“煽动？”万世松重复着这个令人震骇的词，既迷惑又惊讶。他审视着政委那冷酷的目光，“这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面前这个同志怎么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是的，万世松是有个人的目的。在漫长的山林之夜，他坦诚地向他的政治委员交谈过，他们两人要在一起领导一支部队，互不了解是不行的。他详细地谈了他的经历和犯过的错误、受过的处分，以及他对方丽珠深沉的思念。

“我想，你还是先向大家说说回苏区的动机吧，”王振华毫不容情，咄咄逼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党性所在，“怎么？你怎么哑巴了？”

万世松的确哑巴了，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突然袭击是带有杀伤性的。他此时的表情，与其说愤怒，不如说痛苦，或者更不如说惊诧：蓦然间政委和队长一下子变成了原告和被告，而队员大会变成了审判他感情的法庭。他的错误，组织上早已处分过也结论过了。今天，他向大会坦白什么呢？

万世松认为，对方丽珠的思念与急切地想见到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它跟战士们思念亲人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回苏区的动机掺有与方丽珠相会的成分，就是个人目的吗？那么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参军是不是个人目的？那么，他王振华找王九堂报仇是不是私人目的？如果宝界岭能够建立根据地并且站稳了脚，他万世松还会为了自己的爱情返回中央苏区吗？

王振华把他推到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万世松感到一种悲哀，并不完全为自己，也许更多的是为对方，或许是为了造就这种品格的环境。想到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各种人的表演，他想通了。

“王振华同志，”他变得出奇的平静，“我认为去追红军主力还是回苏区，都是为了拯救这支革命力量。至于我是否怀有什么个人目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还是由你当众说出来吧。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无意同你争夺领导权。你如果真正能率领这支部队追上主力，我是万分高兴的。但我认为回苏区更为现实，还是服从大家的表决吧！”

“那么，我们重新表决，”王振华以毫不掩饰的敌意打量着万世松，队长的平静反而把他激怒了，“在表决前，我要向大家说明你是什么人。同志们，”他转身面向队员，“万世松同志让我讲他的个人目的，先说说他是为什么受处分的吧。在中央苏区他与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现在这个女人在等他。我没有当众揭人疮疤的习惯，只要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了……”

这一手是最厉害的，点到为止。他给队员们留下了最大的空白，提供了想象的无限余地，一切尽在不言中。你可以把一想象成万，你可把青蛙想象得比牛还大，为什么受处分？腐化，腐化到什么程度？……随你去想。效果是无限的！然而，二营的战士们却信任他们的营长。

重新表决，十六对十一，王振华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增加了八个队员的支持，但仍然是少数。

王振华面对表决结果，勃然大怒：斥责万世松的支持者为宗派主义，因为他们都是二营的突围者。

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是合理的。王振华为了坚持自己主张，硬要大家再分组讨论，题目是很现实的：“红军要不要服从上级指示？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不要跟党走？”

会议又要推磨。这种推磨对王振华是有利的：“谁是党的领导？在游击队里谁是党的代表？”

有人不同意这种无休止的讨论、引导、打通思想，提议各走各的，谁也不要勉强谁：追红军主力的跟政委走，回苏区的跟队长走。

游击队分裂了。

王振华、万世松各自带着自己的拥护者，走向各自未可知的命运。

在分手的那天，王振华以最纯正的动机做了件不太纯正的事，他向自己的拥护者说，回苏区的人，都是革命不坚定的人，是丧失了信心想回家过安稳日子的人。不能让他们把武器带走，尤其是好武器。

前者有意，后者无防。在去苏区的队员正做回乡梦的时候，王振华的队员们便把早已看准的好武器全部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