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第3/6页）

2.第一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日本自组织责任内阁以来，陆海军人出面组织内阁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标记的两人还是代理。

在内阁组织法制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这时原是消极的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者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因为陆军大臣倘因意见辞职，内阁总理就没法找第二个军人代理他，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

3.第二是海军与陆军在财政上的对立。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遍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陆终有些偏重。但试查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4]，海军预算决不会在九千万以下。当华盛顿海军会议时代，俄国革命，中国内乱，就日本国防上说，陆军预算大可缩减。但因为海军要造补助舰队，陆军也须同一比例增进。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预算不因而减少），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它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它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列宾[5]都是它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1.生活经验。当1918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资，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感觉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朴质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须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

2.新兵器。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轻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上中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用法，下级官（长）明白，上级官（长）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说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3.传统的习惯与教育。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有）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的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了——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爆发的原动。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1931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人，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1931年9月26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会的本部，是在东京。28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

5.许多煽动家。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青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用）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5月5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避开不敢出面。到2月16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要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实，第一次想在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的——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