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对照片内容的考证（第2/2页）

割断满洲共产党和延安的联系，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苏联人的利益、王明的利益，唯独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次奉天特委被破坏事件，正是满洲省委和中央被割裂的开始，而且一上来就是狠狠一刀。

为此，萨在进一步考证后，给赵云峰先生回文如下——

您提供的背景资料和人员名单，对这张照片的解读太有帮助了。根据您的名单，我把照片对比度调到极限，发现大部分人员的名字都可以对上了。

前排右侧起，当为张霭风、关天星、崔运河（可识别崔字，故此推断）、张俊芝（脸上有伤的），中排右起为李丕文、柳顺春、张子和、黄哲焕（叛徒）、尹昌燮（可识别尹字和燮字），最左边一人无法确定，推测为李军镐。也可能是您提到了名字，但不在十人被捕名单中的张适（但也有一种可能张适和张子和是一个人，子和为其字，这纯粹是我的推测了）。

不过，我也怀疑张适没有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据我看到的资料，他是在1933年10月，而不是1932年被捕的，1933年5月在哈尔滨还领导过工运活动。想来，这种从广州起义中辗转脱难的人物，要抓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张适1946年遇难后，1957年才被追认为烈士，时间有些晚。我猜测是他1942年出狱到抗战胜利后找到组织之间的历史需要甄别的原因。实际上，张适是1942年借“伪满”建国十周年大赦巧妙地从监狱脱身的。不过，“伪满”对于所谓“大赦”的政治犯多采取严密的监视措施，张无法继续活动当也不奇怪。

您写的文章中，颇有一些值得一谈的。

比如，奉天特委被破坏，是因为“飞行集会”。对这个“飞行集会”，看过《夜幕下的哈尔滨》或听过这部评书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夜》剧痛陈了“飞行集会”的危害，但历史上真实的“飞行集会”造成的损失更大。所谓“飞行集会”纯粹出于追求场面的“面子工程”，实际上，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造成了大批地下人员的暴露。同时，它既没有真正的杀敌成果，对教育群众也多有负面效应——“飞行集会”是散发传单和演说为主的，没有对敌人的武装进攻，所以没有杀敌成果，而当时地下组织力量弱小，无法保障参加人员的安全，于是今天你在闹市演讲，激励群众，明天你就被宪兵队抓住游街，这样的宣传效果无疑适得其反。

再比如，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第一次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时候，省委书记张应龙当了叛徒，供出大量情报。宣传部长赵毅敏却坚贞不屈，咬牙不供，他的夫人凌莎也坚强地顶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结果，敌人认为赵和凌没有什么价值，只把他们关了起来，两人后均经组织营救出狱。赵后一度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凌莎为北京师范学院院长。

而日军认为张应龙还有很多没说的，于是越发加以酷刑。供得越多，打得越狠，最后活活把他弄死了，死的时候据说张已经被打得精神失常。

您看这叛徒当的……

关于这批抵抗者后来的情况，可以证实的是，李丕文经过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活着走出了敌伪的监狱。至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依然健在，应当已经是九旬老人了。原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2001年曾经谈到李丕文，说他几年前曾撰《难忘的岁月》一文忆及在看守所的生活。

李丕文，又名李维周，原名李显谋，辽中县满都户镇官粮窖村人，生于1902年，1927年经任国桢介绍入党，1928年担任台安县县委书记，曾在辽中县利用教师身份长期做地下活动。

他在辽中县文史资料第三集中曾有文章谈到自己的经历。李丕文回忆自己是在辽宁省女一中被捕的，当时公开身份是教员。由于当时日本宪兵队对于共产党的侦缉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这个案子被送交伪奉天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官让李丕文辨认共产党员名单。李说：“辽中师中有五百名学生，我每天只知备课上课，不认识。”尽管日方严刑拷问，但李始终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1934年初，李被取消共产党嫌疑释放。此后李和台辽县委取得联系，重新开始工作。4月，台辽县委被破坏，李避开搜索逃到北平，离休前任辽宁省政协副秘书长。

另外，在查找资料时发现，这次日方的大搜捕，奉天特委依然有李晨笛曾警觉并脱险，说明当时地下组织还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为了感谢您的帮助，提供一张也是在日本发现的珍贵照片——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中国战士。

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中国战士

根据日军记载，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日军此时正向通化攻击前进，在龙岗山隘口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画面左方的，就是一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牺牲的中国战士，可以看到这名战士打着当时中国共典型的绑腿。遗体已经被搜过身，而战斗还在继续。

这应该是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武装。我想，由于当时的政局混乱，他们既没有可能被追认为烈士，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册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享受到抚恤的待遇。他们可以算是真正的无名战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