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中的异国女性（第2/2页）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原远征军30师89团空降突击队周玉璞的一段回忆。周玉璞老先生曾参加了空降密支那的作战，至今生活在扬州老家。萨注意到，在2009年一次对周先生的采访报道中，周老先生提到机降密支那之战中，他所在的飞机上曾有两名美军女护士参加战斗，并有一人在战斗中负伤。

这篇报道比较简单，萨出于了解细节的想法曾试图与周老先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幸运的是，最终，通过江苏省政协文史编纂委员会的朋友，找到了周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提供给他们的一篇回忆文稿，应该算是一手材料。这篇文稿题为《忆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之役》，其中，对空降作战的情景有着颇为详细的描写。由于原文没有电子文本，故此萨做一次打字员，把这次空降作战的有关部分转录如下——尽管作这项工作颇为枯燥，但萨还是决定来做，因为这段文字时隔65年看来，依然让我产生一丝感动。

我和营长联络官凯撒一起到团部开会，当时已是夜晚10时，团长打开地图，用手指着上面一个城市说到，我团的任务是在美方空军以火力制压敌人炮火后，空降敌机场，一边迅速占领该城，切断敌人的南北联络。他又补充说，这是事关盟国胜利的重要战役，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我们面临的敌人是18师团田中新一所部，这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顽强而凶狠，我们要认真对付。说完，他苦笑一下，摆了摆手，要我们于明晨一时全副武装完成登机任务。我们回营传达了上述命令，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兴奋。

当晚，我们举行了临时晚宴，官兵们尽情欢乐。在临战前夕，相互之间更加亲切，忘记了平时间的个人小恨小怨，现在都互相拉拉手，表示要同心协力在战场上英勇杀故。有些官兵还悄悄地写下了遗书，有的留给他们的父母亲，有的留给妻子或未婚妻，有的留给朋友或兄弟姐妹。

第二天凌晨，官兵们一声不响地登上美军C-40运输机。当时这种运输机只能运送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带了一个重机枪排上机。突然发现有两名美国人带着有伪装网的钢盔也踏上了飞机，她们带了两个红十字药箱。在手电光下，看到原来是两个美国护士小姐。她们向我吃吃地笑，揶揄地说：“上尉，我们听你指挥！”这倒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们通了姓名，大一点的叫露丝，康州人；小一点的叫凯特兰，加州人。

飞机起飞后，从机身四周的窗洞侧视，下面一片漆黑。飞行不到十五分钟，正驾驶员肯尼迪发现有敌机来袭，要大家不要乱动。官兵们很紧张，但并不恐惧，个个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这时一架敌机向我机一阵扫射，机身尾部被打中，一个班长头部中弹，当即身亡。接着，又有几个士兵负伤后在座位上躺下来了。我急忙打着电筒和露丝、凯特兰小姐一起给他们止血裹伤。护士小妞那种从容不迫的工作精神以及对战友的情谊，使我深为感动。伤员们问护士小姐：“我们要紧吗？”我用英语转译给她们。她们安慰伤员说：“不要紧的。”我发觉她们的手在颤动，眼晴也湿润了。没过几分钟，有几个士兵垂下了头，他们为抗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把躯体留在了那炎热多雨的异乡。敌机被我战斗机群击退。我们从窗口看到敌机在黑夜里像火龙一样倒栽在茫茫的林海里。此时，伤员在呻吟，露丝和凯特兰小姐像哄孩子一样唱着催眠曲。伤员们虽然不懂英语，但是，对于感情的语言是灵犀相通的。这时，突然有一架敌机躲过我护航机，向我运输机闯来，一阵机枪声中，一颗子弹穿过我的钢盔擦破我的头皮，又弹跳到机舱壁上，马上就听到弹头和铝制品相撞的声音。

这时，凯特兰小姐惊叫道：“上尉，拿手电来，露丝小姐负伤了！”我见露丝用右手按着小腹，血不断地流下来，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见到她那痛苦的模样，我不禁想到我那沦陷区的妹妹，忍不往流下泪来。凯特兰给露丝包好伤口，我用军用图囊给她枕了头。“谢谢上尉！”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并用力紧握我的手。敌机第二次袭击后不久，我机飞临密支那上空。这时驾驶员通知我们做好战斗准备，飞机即将着陆。除了死者和伤者随机带回印度外，其余人员一律下机。飞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后，我们挥泪同伤员和死者告别。

我们下机后，即展开对地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着落点很低，我们只能匍匐前进，在前进中还见到凯撒上尉。我们躺在水里，敌人的子弹嗖嗖地落在附近。我军伤亡很大，许多熟悉的战友都倒下去了。敌军官挥舞着战刀发动反攻，企图夺回机场，但是在我军的猛烈炮火下，又被打了回去。

周玉璞在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后来曾寻访过那两名曾一同出生入死过的女护士，也没提到她们后来的命运。

然而，或许都不需要吧。

这一刻，也许我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为何那场血战叫做“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