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一个坎儿（第2/2页）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情报工作已经有一定的成就，获得这样的信息是存在可能的。

即便没有获得这个情报，11月26日，德国大使陶德曼还在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对于双方议和的“广田条件”——这个条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内容，也没有要求华北自治，所以白崇禧看了当时就反应“那还打什么呢？”

似乎，战争有在此时戛然而止的可能。

然而，11月19日苏州沦陷，同一天日军“中支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对南京的进攻，根本无视限制作战区域的命令。如果这时候中国方面还对日本政府控制军队有一丝期待的话，那么24日，看到对南京的作战进展顺利，日军大本营随即补发了取消作战区域限制的命令，则彻底打消了中国方面的幻想。12月2日，陶德曼表示广田的条件已经是过去时了——能战方能言和，以中国的军力，当时已经没有这个本钱。

南京城下，9万中国军队和12万日军的会战随即开始，无论装备、士气、补给，训练和指挥，双方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连续四个月的恶战，不是弟兄们不抵抗，不是官兵们不英勇，拼到最后，连首都都拼丢了，怎么办？那么多袍泽战死沙场，还是一败再败。这样悬殊的实力，再打还有什么意义？在南京城破之后，经过苦战的中国官兵陷入无力也无心再战，任人宰割的状态，就和奔跑中脱力了的人一样正常。

美国人约瑟夫曾经拍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片子，中文翻译做《南京梦魇》，我想如果用这个词来形容南京守军当时的状态，也是非常贴切的。

日本曾有老兵回忆在八一五后，在东北的日军也陷入同样的幻灭状态，如同行尸走肉，即便被集体枪决也没人有心力反抗。

南京是一个坎儿。

在南京之前，虽然宣传上喊得响，在国民政府内部，依然存在着和日军的一战可在较短时间打出结果的念头。甚至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在南京以前，双方的战斗是胜负之战。

在南京以后，特别是南京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日本也承认，在1938年初就在欧美的报刊中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让中国军民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但不可能在短期结束，而且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这是真正的国战，连投降都不可能——战败了不仅是割地赔款，而且是亡国灭种。傀儡的满洲国太遥远，血腥的南京才真正让中国腹地的人们感到了灭国的危险和痛苦。

如同南京此后的抵抗从谷底回升，败退中的中国军队，也重新恢复了战斗的意志——那已经不是想在短期内战胜日军的意志，而是依靠中国人的坚韧，维护这个国家生存的意志。

这就是生死之战的含义。

正是南京，让中国的抗日战略真正转向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主力，除了重建的中央军以外，更多的是用土造麻花手榴弹的川军、连鞋子都没有的黔军、身背大刀的西北军……就是这些杂牌子军队，在漫长的战线上死死地拖住了日军的脚步。实际上南京之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比淞沪战争时期都要有所下降。如果说淞沪战争时期，是一支准近代化军队和一支近代化军队在战斗，此后，就是一支近乎中世纪的军队依靠数量和牺牲抵抗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可是中国人最终顶下来了，没有像无数历史中的文明古国一样灭亡于更加现代化的敌手。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这是张自忠将军殉国前的遗书，将军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实际的战场上根本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投降也是死，南京这道坎，断了求和的路，我们已经投有和平可以期待。

走过南京，中国人终于明白，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了拼死一战，我们别无选择。

这一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但要一直打到我们的敌人先倒下去，或者，一直打到我们变成第二个迦太基，但中国人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会与你讲和！

我们唯一的胜算，就是面对如此野蛮的敌人，文明与我们同在。

退后一步是家园，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用近乎宗教的虔诚相信——人类的社会，文明终将战胜野蛮。

我们，最终顶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用南京的代价换来的唯一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