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　12月7日星期二

莫斯科

海军上将尤里.伊里奇.帕多林的办公室，不是克里姆林宫内最豪华的，但很适合他的需要。每天早晨，他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六间房的家中开车出发，7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从这间宽大的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可以俯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如果没有这堵墙，还能看到莫斯科河的景色，现在河水已经冰封了。40年前，帕多林曾有幸指挥过内河炮艇，横渡伏尔加河往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但是他对河上的景色并不想念。他现在是苏联海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不是军舰。

他走进办公室，向秘书——一个40岁的男人随便地点点头。他的勤务员立刻一跃而起，随着上将进了里面一间办公室，帮他脱下身上的厚大衣。帕多林的海军蓝制服上挂着耀眼的勋表和一枚金星勋章，这在苏联军队中是叫人最眼热的奖赏，它是“苏联英雄”的标志。他在伏尔加河上来回抢渡的时候还是一个长着雀斑的20岁的青年，那枚勋章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获得的。他心里想着，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日子！德国法西斯千方百计地要阻断他指挥的队伍，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大炮对他们进行了狂轰滥炸，他们在江面上东躲西藏……这场战斗的恐怖残酷，多少人都不堪回首啊。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柏多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来信。勤务员为他准备好一壶茶和一个杯子，杯子是俄国普通的玻璃杯，放在一个金属套架中，但是，他的杯子套架是纯银做的。为了这间办公室和里面供特权人物享用的物品，帕多林曾作了长期艰苦的奋斗。他在椅子上坐下后，先翻阅一下每天早晨送给苏联海军作战指挥官的情报电报和各种情况资料。一个政治军官必须紧跟形势，了解帝国主义分子的动向，才能向部下说明帝国主义的威胁。

过了一会儿，由海军司令部和国防部内部发送的官方邮件到了。海军内部的那些文件他全部能看得倒，而国防部的那些文件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的，因为送给苏联武装部队的情报都控制在最低限度。今天这两个地方送来的文件都不多。每星期一下午的例会已经把本周的工作基本上都作了安排。帕多林负责的事务现在几乎也都安排到他的部下手里处理了。他倒上第二杯茶，打开一盒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尽管三年前他发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但抽烟的习惯还是没能改掉。他看了看桌上的台历——不错，10点以前没有任何安排。

在那堆邮件的下面，有一封从北海舰队寄来的公函模样的信，左上角的代号说明这封信来自“红十月”号。刚才他不是看到过一份关于这艘潜艇的文件吗？

帕多林把作战处的电文又检查了一遍。这么说，拉米乌斯还没有到达演习海域？他耸了耸肩，导弹潜艇应该是规避前进的，如果拉米乌斯拐弯抹角多绕了一些路，那一点也不足为怪。但是，亚历山大.拉米乌斯的这个儿子是个傲慢自负的人，他有个讨人嫌的习惯：喜欢把他训练出的一些人留在身边，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好象是要建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帕多林觉得，那些被排斥在业务工作之外的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政治委员。而且看来比一般人都具有更高的路线觉悟。不管怎么说，拉米乌斯是个需加注意的舰长。帕多林有时怀疑他身上的海员成分太多，共产党人的气质不足，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却是模范党员，又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不管他是不是立陶宛人，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那么他儿子又怎么样呢？他多年来的表现无可指责，同样，党性也一直很强。谁都知道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写的一些文章还挺有才华。据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海军部人员的报告，帝国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精通技术的危险的敌人。好，帕多林认为，我们的人应该让那些混蛋害怕。他把注意力又回到了这封信上。

“红十月”号，苏联战舰总算有了一个与之相称的名字！她不仅跟那场永远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革命同名，而且还跟“红十月拖拉机厂”同名。那时候，帕多林常常在黎明时举目西望，眺望斯大林格勒的这座工厂是否还站立在那儿。它是苏维埃战士同希特勒匪帮浴血奋战的象征。信封上由于标有“秘密”字样，勤务员没有象对其他日常邮件那样把它拆开。上将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拆信刀。他对这把刀很有感情，多年来一直用它拆信件。记得1942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他指挥的第一艘炮艇被炸沉了，他游到了岸边。一个德国步兵哪里料到这个几乎溺死的水兵还能反抗。帕多林猛地扑到了他身上，出其不意地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膛。这次偷袭把他的刀折断了一半，后来一个机工把它修整了一下，可再也不适于作匕首了；而帕多林却没有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品扔掉。

“上将同志，”这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原来是这样开头的，后来被划掉了，改为手写的“尤里叔叔”几个字。很多年前，当帕多林还是北方舰队政治部主任的时期，拉米乌斯就一直这样开着玩笑叫他。“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给我指挥这艘高级潜艇的机会！”他应该感谢我，帕多林心里想。不管你表现怎么样，这样的指挥权绝不是随便就交给……

怎么回事？帕多林愣住了，接着又从头读起。他忘记了刚点着的香烟还在烟灰缸里，一口气看完了第一页。简直是开玩笑！大家都知道拉米乌斯很会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可不是好随便开的。太过分了！他翻到第二页。

“这不是开玩笑，尤里叔叔——马科上。”

帕多林看完信，默默地抬起头望着窗外。此时他看到克里姆林宫围墙上都是一个个安放党的忠诚战士骨灰的壁龛。他不可能误解信的内容，但他还是忍不住又从头读了一遍。他的双手开始颤抖了。

他有一条不经勤务员或秘书的电话专线，直通戈尔什科夫上将。

“上将同志，我是帕多林。”

“早上好，尤里。”戈尔什科夫愉快地答道。

“我必须立刻见你。我这儿有情况。”

“什么情况？”戈尔什科夫警惕地问道。

“必须当面谈。我现在就过来。”

他怎么能在电话上讨论这件事？电话上装有窃听器。

英国“达拉斯”号潜艇

分队长发现，二等声纳兵罗纳德?琼斯又象往常那样陷入了着迷状态。这个中途退学的年轻大学生有气无力地伏在仪表台上，躬着背，闭着眼，脸上毫无表情；他在他的高级盒式录音机上欣赏巴赫的名曲时就是这副模样。琼斯这人可以听出磁带上所录音乐的种种毛病，这个是钢琴弹得不协调，那个是长笛吹得拙劣，那个又是法国号有颤音，等等。他侦听海中的声音时也有同样的分辨能力。在当今全世界的海军中，潜艇兵都被认为是一群生性奇特的人，而潜艇兵自己又把声纳兵看成是怪才。但是，他们的怪癖行为在军队中也是最能得到容忍的。副舰长最喜欢讲的故事是那个同他一起服役过两年的声纳军士长的事，那人在导弹潜艇上的全部经历都用在侦察同一个海域上了。他对每年到这一带过夏的座头鲸了如指掌，每次碰上它们就能叫出它们的名字。退役以后他到了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工作，他的才能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却令人感到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