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5页）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士兵参战而我却袖手旁观呢？”比比争辩说。

“好吧，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去。”约尼回答。

“想想我们的父母，”比比试图说服他。“想想如果我们都牺牲了，他们该怎么办。”

约尼说到做到：他要成为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者。

但是，军事行动指挥官埃胡德却不允许约尼参战。后来，当他看到比比在炮火中受伤后，约尼的愤怒很快就被其他的情绪所掩盖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约尼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参与了一次他领导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绑架叙利亚的军官，然后用他们交换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的以色列飞行员和导航员。也许，换个思路会更简单。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设置路障的助攻部队。在行动中，我只看到了约尼一小会儿，但却足以让我明白——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对战场上的士兵所产生的作用。我们部队在穆吉·贝奇的领导下，只起到辅助作用，没有渴望会执行行动的主要任务——制服叙利亚军官和防护他们的黎巴嫩警察。由约尼和他的助手乌兹·达杨率领的主力部队，乘坐民用汽车进入黎巴嫩的领土，抵达绑架行动的预定地点，而叙利亚的护航车队也在朝西边赶来。约尼的士兵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一群黎巴嫩人的汽车出了故障。突然，约尼的情报小组报告说，事情出了点状况。叙利亚的护航车队被一群村民阻拦，可见村民很明显对车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来，车队开始折返。约尼立刻命令士兵上车。经过短时间的一路追赶，约尼的部队赶上了那群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然后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征服了他们。

穆吉所属的部队在西边设置好路障之后也赶到了，最后的几声枪响还能听见。叙利亚军官已经被俘并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是我和战友们参与的第一场战斗。当抵达交战现场的时候，我简直紧张到了极点。约尼站在路上，冷静地发号着施令。他强有力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兴奋，而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紧张就这样减少了很多。我们被安排一直往北排查该地区，因为有一位叙利亚军官在枪战中设法逃跑了。我们没有找到叙利亚军官，几分钟后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乌兹负责把俘虏和车辆带回以色列，自己驾车到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去监督针对一辆阿拉伯汽车的搜捕行动。该车可能来自护航车队，而且已经逃跑。我们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欢欣鼓舞地押送着俘获的车辆和一群高官囚犯，而约尼却没有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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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驾车穿过戈兰高地，那里是约尼的坦克营驻扎的地方。这个基地是在约尼阵亡前不久，由他建成的，后来被命名为约纳森基地。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被邀请去参观。进入基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栋建筑物的墙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组成的一些醒目的句子。那是约尼在营队的告别演说。约尼牺牲后，也是他发表演说一年多以后，营队的士兵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这跟我们在约尼的报告中所发现的演说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约尼的助手克西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集合了全营的官兵。”一个营队的参谋描述了当时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某天训练过后，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三面停满了坦克，炮眼朝内。约尼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站着，发表他的演说。”

“我相信，对于任何结果都不能妥协，”约尼说。“我们的营队里永远没有妥协，任何结果都比不上最好的可能——甚至它们可以让我们进步，”他阐明了自己的信条。“我相信以色列，相信集体的责任感，一定可以陪伴我们每一位战士，为国家的生存而战。”

“他演说完以后，”凯尔勒继续说，“向营队官兵敬礼来表达他的敬意。这就是他接管指挥权的过程。”

基地的中央是约尼的办公室，有时候也充当约尼的休息室。在那里，约尼可以忘掉一切军中琐事、忘掉那些灰色的营房和点缀着鹅卵石的小路，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天晚上，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已近凌晨两三点。我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凯尔勒回忆。“我过去看他在忙些什么。约尼为了一个连队的演习在训练场待了一整天。我朝里面望去，发现他在读一本诗集，我想应该是比亚利克的诗集。”

“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个晚上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算很多了。”本加尔说，那时他是约尼的分队指挥。“他差不多每天24小时训练营队。你遇到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取得一些成功，这一点也不稀奇。渐渐地，他建起了营队并改变了它的面貌，训练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他的第一次营队演习任务彻底地失败了。那基本上就是一次技术性的演习，只是它出了问题。部分是因为约尼驾驶坦克的经验不足，部分是因为运气不佳。有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迈错了脚，也就回天无力了。而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遗憾，他指挥的这次演习变得如此糟糕。我在所有人面前反省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说：‘约尼，过来。’我跟他逐一分析事情的经过，非常地详细。我不知道，他对我如此严厉地批评作何感想。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为严肃的方式批评他。有时候，这种局面也是最难以忍受的。我看见，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他不仅说‘好’，而且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加以分析。突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总结一个常规的演习过程，而是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我想说点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提问，我回答；我对某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也会苦思良久。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真实对话。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演习的事情。话题有时候突然转移到军事、历史、哲学、地理，然后又回到演习上——所有的一切都与手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我发现他有想学习、受教育的欲望，也想理解他人。他坐在那里，不像一个接受惩罚的人只是等着长官的训斥快点结束、羞辱快点终止，然后可以闪人。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我问他，‘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顺利完成一次演习？’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演习。那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的所学，然后真正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演习可谓一流。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一个都没有再犯。”

独立日的那一天，也是约尼执掌营队大约一年以后，他准备前往北方指挥部总部接受拉斐尔·埃坦授予他中校军衔。“仪式上他没有佩戴装甲部队的黑色贝雷帽，而是一个普通的绿色军帽，”一位参谋回忆。“实际上，他也没有佩戴任何特殊的徽章或者肩章，比如“六日战争”的那种绶带。连人们所常见的士兵在特拉维夫每天都穿戴的那些军服小配饰，他身上都没有。他就穿着一身破旧的少校军服在基地里走来走去。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讲，现在该是换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了吧。但是在仪式前，他的助手海姆·克西少校把自己的一对肩章给了他；我想，他还需要一条腰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给他凑齐了仪式所需的一切。之后，他才急匆匆地赶往北方指挥部，参加授衔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