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3章 三省六部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尤其当中又涉及到改元创制这等国之大事,因是整个河洛之间欢庆氛围一直持续到了元月收尾,诸事才又复归正常的秩序之中。

在元月庆典之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件事便是凉州张氏入洛归义。张氏累代继力,保全河西一脉,张骏嗣子张重华也得到台城中枢的关照重视,原西平郡公名爵得以保留,又被馨士馆礼聘学士,得到洛中时流礼奉追捧,更被台城秘书阁任为清贵,主持修编魏晋两朝国史。

当然,张重华一人得于礼遇,并不足扭转朝廷对于整个陇西、凉州的应对姿态,张骏庶长子张祚被朝廷定为逆流,在二月初更下征令,以陇右都督庾曼之为征讨主帅,并以镇武军两千精锐为前锋,陇右、关中王师集结五万大军,并讨凉州贼臣张祚!

凉州这一场区域战事,无论规模还是意义都远远比不上此前的北伐作战,所以讨逆之余,台省诸多章制建设也并未受此影响,仍是如常进行。

河洛中枢肇始于淮南都督府,成型于洛阳大将军行台。虽然在职权方面已经涵盖国务种种,但仍然不能免除霸府执政的诸多积弊,所以必须要经过一番自上而下的彻底整改,才能够由非常态的霸府机构而转变成为真正布政天下的中枢政府。

元月伊始,新年庆典上,皇帝陛下便昭告天下,核定职官九品十八阶,奠定中枢改制的基本思路。

洛阳霸府发轫承袭于江东中兴政权,这一点无论新朝如何否定前朝政治都无从抹杀。虽然此前便已经喊出一断前朝的口号,但落实在实际上,究竟如何各处前朝残余,世道时流也都翘首以望,甚至不乏人存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

口号喊起来简单,但事实做起来却艰难。

毕竟诸夏秩序传承至今,还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完全免除掉前朝的影响,哪怕后汉之后历经三国乱世这一大断代,前晋中朝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的后汉遗风,特别是在底层的秩序运行方面,对于后汉以来便颇具影响的豪族政治有加强而无削弱。

因是大梁新朝想要一断前朝,注定是一桩浩大工程。

官员核定品秩,这是从中朝便开始出现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无论魏晋,俱都承袭两汉以来的秩禄,譬如两千石大员、四百石卑官,这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便是官员的品级与俸禄直接挂钩,一目了然。

但是从后汉诸侯纷争开始,所谓的政权往往只是地方割据势力,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集权集财能力,因此官员的俸给往往也都是有名而无实。所以便出现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员的时候,往往只是虚名规定一个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给多寡。

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两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虚俸的加官。讲到根本,其实还是经济实力。譬如中朝一度滥封以至狗尾续貂,若真要明俸实发,则中朝一年财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撑满朝公卿的俸给。

但趋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发俸,官员大权在握,肯定要寻找一个权力变现的途径,如此则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风。像是中朝名大一时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发家就在于就任荆州刺史之际纵兵劫掠。

很多问题,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阶,官秩与俸禄直接挂钩,这在后世看来应该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观来,则就是一种开辟之功。

为官员核定品级,发放俸禄,成为大梁能够一断前朝的伟迹之一。这说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须知后世历史上,北魏制度创建中所作出的大贡献如均田制和三长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发不起官员的俸禄。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很长时间根本是一个喊不起的口号。这就在于中枢朝廷的集权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到中枢财政,所谓封官授爵,往往只是开出一个空头支票,具体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员具体能力如何。这样一种粗放的统治模式,吏治自然无从谈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谓是历数近代而无有之强势中枢,单单在控籍民便达到七百万户之巨,这还仅仅只是河南、江东、关陇等几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还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入籍整编。

虽然较之中朝最盛时期仍有差距,但中枢与地方的行政能力与效率远非中朝可比,最起码一点是杜绝了地方豪强的上下遮蔽,这就使得洛阳中枢权势大涨,远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来,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一点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虽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简洁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是事权重叠、模糊与泛滥。普遍存在着一种一事多管、令出多门,而往往真正的要务又缺乏管制与监督。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非一时积弊。魏晋俱为权臣霸府得国,而权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权、尽量的揽权专擅,事权的重叠与模糊,有利于他们将真正的权力攫取、篡夺到手中来。

即便不论魏晋,哪怕追溯到后汉时期,光武帝大陨石术中兴创汉,其人一生功业或是值得夸赞,但所留下的这一个东汉朝局,从一开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跃进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础上。

东汉无明君而不乏名臣,历代皇帝几无中兴之英明,而所谓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褒义,仅仅只是名气大而已。所谓汉以强亡,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