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敢言（第2/2页）

身为大地主，李伯玉家里也有很多土地，听了这个问题他点头称是，“确实是一石两贯。”

“一石两贯还能对半赚呢。”赵嘉仁叹道。江西此时人口很少，现在的鄱阳湖地区耕种起来非常舒服，“而我们福建路一旦米40贯。我就不信江上运输的成本竟然能到20倍。若是让我的船队运输，一石米运到福建路也就是四贯，卖的话至多不过十二贯。怎么会几十年都卖四十贯呢？还不是沿途的税收太高。即便我的一些货物免税，我也不愿意沿江卖货。”

李伯玉对于理论的敏感度很足够，一谈到实务，他就觉得有些头痛。因为不管怎么讲，赵嘉仁的提法都可以归于‘要为政策埋单’。而谁都想让别人给自己的政策埋单，并不希望自己给别人的政策埋单。

看着这个赵嘉仁，李伯玉突然有点明白为何赵嘉仁居然会以大宋官员执行力不行的角度去反对公田改革。如果以赵嘉仁的要求，那大宋的官员们的确是办不到这些。毕竟这样的执行力实在是太过了。

如果是平日里，李伯玉大概是要和赵嘉仁辩论一番，此次他实在是辩论不下去，这个议题完全是崩溃的。李伯玉说道：“赵知州，你的想法很令人钦佩。不过咱们还是谈谈棉务的事情吧。”

“棉务很简单，便是三条办法，第一条，立公庄，第二条，嘉兴府所有土地尽可能的种棉花。”赵嘉仁对此早就有想法，所以回答的很干脆。

贾似道的公田改革也不是完全没有配套措施，首批公田回买以后，每乡设立一所官庄，庄官由财产丰饶者担任，两年一届，负责征收与运送租米。赵嘉仁也不准再做什么海量的更改，他准备就着贾似道的制度稍微改改就好。既然贾似道肯给赵嘉仁机会，那赵嘉仁也不准备就这么轻易放弃。

前两条很容易理解，李伯玉问道：“第三条呢？”

“第三条就是建工厂。”赵嘉仁给出了他的看法。

一直表现出很好理解力的李伯玉听完之后愣住了，他完全不能理解赵嘉仁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想让公田法的冲击有所减缓，办法就是稳定粮价。所以当地的公庄一定要能够保证嘉兴当地粮食供应。”赵嘉仁对第一条做了解释。

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李伯玉听了这话，也只能微微叹气。他后来反对贾似道，就是因为公田法的推行太狠。

“公田产粮，其他地就不要种粮了，即便是种粮也是要赔死的。所以其他土地都要种棉花！”赵嘉仁继续解释着。

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

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

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当然这些都是赵嘉仁上一世知道的情况。所以赵嘉仁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统统种棉花。从而避免嘉兴百姓再被粮税困扰。

“如果是棉田，那就是我管的棉务而已，到时候顶多是贾公从我这里再敲上一笔钱的问题而已。至少嘉兴府的百姓们还能安稳度日。”赵嘉仁做着解释。从整体种植棉花的角度来看，赵嘉仁怎么都能赚钱。

“赵知州……”而李伯玉先是震惊，叫了赵嘉仁一声吼，他突然目中有泪，声音也颤抖了，“你……你……你真的是为国忘身啊！”

这么多年来，李伯玉从来都是见到官员们想尽办法加税。到现在，他第一次见到肯为百姓出钱降低税收的官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