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三章 中了(一)

转眼已经是二月下旬了。

几场精贵如油的春雨,不但让黄河两岸的大片平原得到了滋润,连气温也快速回升,让人感觉舒适了不少。

因为哲宗皇帝的驾崩,武好古的工作计划也被打乱了,本该上路前往界河赴任的他,现在还在开封府没有挪窝。他留在开封府,主要是为了替赵佶处理“私人事务”,都是很私人的事情,什么女人啊,钱财啊,字画啊。

在替赵佶安排了“多余”女人,又发卖了一些质量不高的藏品之后,赵佶的私房钱还剩下不到三万缗,在开封府已经算不得一笔大钱了,不过武好古也得认真帮着赵佶运营啊。

他和潘孝庵、高俅商量了一番后,又各自拿出了两三缗(武好古拿出三万),给凑了十万缗,开了个云台商行。让花满山做了掌柜,又从潘家抽调了几个管事儿,一块儿往海州去了。准备抢在今年茶叶采摘之前,高价收购位于云台山上的茶田,收完以后,再请一批制茶的匠人做出上好的“龙凤茶饼”送到开封府,争取尽快打出贡茶的名号。

另外,云台行还会收购一些朐山县靠海边的土地,并且开始在那里兴建宅邸和市镇,预备迎接各地的贬官(指编管、安置官员)到达。

顺便一提,武好古控股的共和行,现在也在朐山县和纪忆家的商行合股进行同样的建设——就是在潘巧莲陪嫁的土地上,所以组成的合资商行(名叫东海行,掌柜是纪忆的堂弟纪磊)还有武家内账房的股份。

与此同时,武好古也没落下界河商市的工作。商市的元老院和政所就在开封府成立了。武好古担任了元老院首席元老(简称元首)和商市市长。还任命黄植生担任了商市营造所长,林万成担任了商市警巡所长,张熙载担任商市财税所长。

三位所长已经带着各自招募来的人手和好几万缗的经费,在林冲率领的一队禁军护卫下,先行出发去往现在还是一片空地的界河商市了。

根据最新的计划,他们会完成初步的征地和元老院、市政所、警巡所以及一个码头,还有一批公务人员住宅的建设。全部完成以后,武好古才会动身前往。

在安排好了以上这些事情后,武好古每日除了入宫面圣(其实就是陪赵佶聊天)之外,就是在处理共和行的商务,陪着怀孕的妻子潘巧莲,和西门青母子玩耍,还有就是练习武艺以及传授画技给张择端、杜文玉了。

哦,对了,武好古还在等待礼部试发榜。他虽然没有参加考试,不过却也和这次考试有些关系。

因为他已经从赵佶那里请了圣旨,要为所有高中的进士画像,还要把他们的人像印在《文曲星》杂志上,还会配上他们高中的文章、本人的题诗和题字。

总之,这本《文曲星》必是一本名动士林文坛的月刊。

偶尔得闲,武好古也会回到自家在金水河畔的大宅,去跟武好文、武忠义讨论过殿试时,天子可能会出的题目。这两位差着辈份的武家才子现在都显得信心十足,俨然是今科必中了。

“题目肯定是一篇策问。”武好古非常肯定地说,“殿试很少考论,官家可不是大儒,看不了恁多高论。礼部试的时候已经考过对外的时务策了,殿试我看该考对内的策问了。估计和治平四年丁末科的殿试题目差不多。”

治平四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一年,情况也和如今相似。英宗皇帝是那一年正月去世的,神宗当时也是年少登基,一心想要做一个明君,因此就以如何让朝政达到三代之治为题(题目大意是这个)考了一回。

“大爹爹,二哥。”武好古想了想,又说,“如今的官家和向太后都是希望缓和新旧党争的。若是在殿试中提‘更化’、‘绍述’,肯定是不会有好名次的。”

所谓“更化”其实也是改制变法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汉朝,当时是以仁德代替严刑,用儒家代替法家。因此就在高太后临朝的时候,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恢复旧法了。

而“绍述”则是继承的意思,特指哲宗继承老爹神宗的新法。

“大哥儿,既不是‘更化’,又不是‘绍述’,那要怎么办?”武忠义认真地问着。

他这一科考得真好,很有把握,觉得是必中了。虽然他胡子都白了,可是还想要好好做官的,所以对朝廷的方针是非常感兴趣的。

武好古则看着自己的弟弟武好文,“二哥儿,你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如今天下太平,朝廷应该与民休息,少与民争利了。”武好文说的其实是“更化”的主张。

他有这种看法也是正常的,虽然他是儒生士大夫,但他不是乡村来的地主儒生,而是开封府的工商儒生,虽然户籍上并不是工商,但实际上就是个工商户,所以政治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市场经济”的。对于王安石新法的那一套抑制工商的“国有专营”自然是比较反感的。

“话说的不错。”武好古笑道,“可是文章却不能这么写啊……向太后不是高太后,今上也不是先帝。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才是他们想要的。”

“新旧杂用,异论相搅?”武好文摇摇头,“那不是不伦不类了吗?”

武好古苦笑了笑:“本就是不伦不类……天下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不能把各处都当成开封府啊!所以新党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而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