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辛丑和约

李鸿章在北京沦陷后才到达天津，他这时的官衔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武卫军统帅及议和大臣，这些官衔对于八国联军所占领的天津是发生不了作用的。他之所以受洋人尊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他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八月间抵达天津，几乎是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津的时间相同。可是他们两人正式见面则是九月廿四日在北京会面的。

瓦德西事后五天曾向德皇作一详细报告：“……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刚迟廿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点钟之久。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李鸿章请命赐给彼之差官一种护照……余对于中国官厅，必须其诚心依照余命而行者，方能容忍。今日余曾往答拜两先生，在庆亲王处仅作一番无关重要之谈话，但彼要求从速开始和平会议之意却曾表示出来。余给李鸿章先生一图，其上余曾划有上述占领区域之范围。李氏颇嫌其宽广。余从李氏屡次提及进兵张家口一事之中，可以明白盾出此举颇使彼忧惧，且由此足以证明余之进兵该地可谓颇得其道。……”

光绪廿七年（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接受了八国联军所提的议和条款，这就是著名的《辛丑条约》。其要点为：

（一）中国遣使赴德日两国道歉。

（二）惩办祸首大臣。

（三）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两年，期满得再展延两年。

（四）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卅九年偿清，合利息共计银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

（五）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并得派兵防守。

（六）毁大沽至北京间之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间之交通要地，允许各国驻兵。

（七）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地。

（八）清廷对任何设立仇外之会党立刻正法。

这次屈辱的条约，是在联军枪杆下被迫签署的；列强本可瓜分中国，只是由于本身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中国在这时候才侥幸不被瓜分，而仅被迫签约，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这个《辛丑条约》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签定条约中的最屈辱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使中国京城的大门洞开，使以后几十年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义和团烟消云散，可是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一）世界各国并不去检讨这次事件形成的原因，而严厉指责义和团行动粗暴，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指责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二）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洋武力开始侵略中国，但每次战争它们所击败的只是清朝政府，一般民众和守旧士大夫，在心理上并未屈服。义和团事件是清朝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农民汇合凝聚而成的力量，他们以符咒和拳棒去和西洋枪炮相对抗，结果彻底地失败了。经过这次惨败，清朝野都都不敢轻外仇外，民族自尊心完全丧失，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媚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十年。

（三）督抚权力增加，演变成后来军阀割据。因为拳变期间，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和列强约定，各省自保。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教堂，请列强勿进兵东南各省，这一举措在拳变之后受到清廷的承认和嘉勉，遂使各省督抚形成半独立局面。

（四）中国有志之士认清一点：就是腐化的清朝政权，非推翻不可，欲救中国，非革命不可。

（五）最明显的结果，是清朝政府中老的一代死的死，被淘汰的淘汰了，众望所归的唯一人物是袁世凯，他取代了李鸿章的地位，从而为未来的北洋军阀一系奠定基础。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变时，不仅成为有名望的督抚，堪与刘坤一、张之洞等齐名。且由于他在北方，各省督抚向北京的奏报都是由他转递，加上义和团肇始山东，自袁接任山东巡抚后，山东省境内太平，因此无论中外人士对袁都刮目相看了。

北京陷后，两宫出奔，在蒙尘途中曾电谕李鸿章，命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洋人议和。袁亦密电李鸿章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称，各国并无他意，深盼李相能说庆亲王共商议和事。”

如此一来，袁对国家大事，也取得了发言权了。

慈禧和光绪在赴西安途中，追随左右的全是守旧派大臣，由于这些顽固派的包围，所以谈和时，洋人也心存疑虑，因此袁和李鸿章便密商促成荣禄能尽速前往行在，俾慈禧左右能有一进言之大臣。荣禄在北京失陷时，对于守旧派垄断朝政，深感灰心，经李、袁的敦促，乃趋赴西安。而慈嬉对荣禄仍极信任，不久荣禄便成为极重要的军机大臣。自荣禄重被慈禧所宠信，袁的发言权便大为提高。在这期间，他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成一气，而李鸿章在北京，荣禄在西京，因此他的意见可以四通八达，他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当和议达成，八国联军即将撤兵时，京畿重地必须有清兵驻守，以维治安，李鸿章急电请袁派姜桂题率兵先赴河南，以备接替。当时姜桂题正在保护青潍铁道工程，袁于是即拨防营前往递补，并饬姜桂题立即出发，待命前往接替八国联军。

光绪廿七年（1901年）四月廿九日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病逝。原来刘氏和袁的嗣母牛氏都是住在河南项城原籍，牛氏去世后，袁乃迎养亲生母到住所，随袁宦游各地，主持家务。袁丁丧后遂电辞山东巡抚，可是他这时候是各方所瞩目的大臣，山东全身司道百官和地方绅士，都纷电西安行在和李鸿章处，请旨夺情。五月一日上谕给袁丧假一百天，袁有哀恳电云：“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纫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勖臣以损顶摩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襟，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惟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而手惓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傍徨午夜，屡绝粥饘，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榇返里，俟葬亲事毕，遄返东省，当专任营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哺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也。”五月十一日慈禧温旨慰留，同时派员代表太后赐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