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电报是改变人类文明世界的伟大发明之一。在电话普及之前，它肩负着世界交流的重大使命，是人类第一次可以快捷、方便而且高效地远距离信息传递。
比起在欧美的发展，电报进入中国的时间略晚，它始于晚清，盛于民国。从清末开始，电报的身影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地影响到了那一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抗拒、抵制到将信将疑地接受，再到走“有中华民国特色的电报路”，中间波折不断，花样百出，有守旧，有创新，也有东西方文化在电报中的融合。许多重大的清末与民国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与电报这一新鲜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有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电报特有的强大功能，使得这个老大帝国的诸多方面露出了崭新面貌。它改变了政客们的斗争手段，改变了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改变了文人墨客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可以这么说，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如何以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曾几何时，电报是华夏大地辐射最广最远的通讯手段。而随着时代进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总觉得不回顾一二，未免可惜。本书并非学术研究，亦非史证考据，无非是以电报为纲目闲说几段故事、几则轶闻，凭吊几位古人，聊作纪念，读者识之。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虽然出身书香官宦门第，国学素养深厚，且在清廷身居要职，却没有晚清大部分官僚的迂腐之气，思想十分开明。他跟随何如璋去日本做过参赞，去美国、英国、新加坡当作外交官，还亲自编撰《日本国志》、办《时务报》，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思维活络，这在清末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黄遵宪的诗作也与寻常腐儒不同，专好以古诗咏新物，充满新奇体验。他27岁去北京乡试时，就曾经咏过一首《由轮舟抵天津》，在诗中首次提到了“轮舟”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可算得上是发前人所未发。后来他去美洲、欧洲等地游历，所见所闻无不奇异新颖，他的诗中于是便充满了对西洋这种“奇技淫巧”的赞叹与欣慕。
比如他写火车：“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去美国观摩选举演讲后写道：“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无不新奇清雅，贴切自然，至今读之仍值得玩味。更好玩的是咏轮船，他前面大写女子盼夫早归之思，虽有轮船火车犹嫌太慢，然后笔锋一转：“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连热气球都入诗了，可谓是紧贴流行时尚——黄遵宪诗中的热气球指的是飞艇，要知道，那会儿人类第一艘飞艇法兰西号才面世不过三年功夫罢了。
所以 钱钟书在《围城》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
“一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见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别离之情，载体却不再是手帕、铜镜、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而是一种能够“一闪至君旁”的好玩意。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电报。
更早的时候，晚清另外一位大诗人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奇：“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 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戴启文，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电报“一闪至君旁”、“ 重洋万里纸鸢风”的神奇特性，充满了赞叹和惊艳，诗人的想象力通过电报这种奇妙的工具而飞扬恣肆，别有一番境界。
他们的观感，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对电报的全部想象。正是这一点惊异，逐渐牵引着电报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融入时代的脉络，融入国人的生活，与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