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邮传部风云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