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结论（第3/5页）

李鸿章接待别人时常常带着傲慢轻侮的神色俯视一切，常用戏弄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对待严亲一样，礼数周到，言辞恭敬，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做的。

李鸿章和外国人交涉，态度非常轻侮，在他眼中看待他们像是看一些市侩，他说“那些人都是为了牟利才来到这里，我们也要拿着筹码，好好计算，眼中也要只看利益”。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这是李鸿章所不对的地方。

在外国人当中，李鸿章最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的将军格兰德，也就是南美和北美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格兰德到天津参观游玩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给予厚待；后来接见美国公使，总是询问格兰德的起居情况；等到他自己被聘任派到西方各国访问的时候，经过美国，听说美国人为格兰德建立纪念功德的石碑，李鸿章当场赠予千金表示心中的敬慕之情。

李鸿章处理事情最讲究精确核实，每遇到一个问题，必定会再三盘问，丝毫不含糊，不轻易对别人许诺，许诺后就一定会实践，实在是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的时候，总是喜欢询问别人的年龄，还有人家的家产有多少。随行人员有人跟他说：“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最好不要再这样问人家。”李鸿章对此表示不屑。这是因为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欧洲人，感觉这一切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是，他曾经参观英国的某个大工厂，参观完毕后，忽然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问那个工头：“你负责管理一个这么大的工厂，一年从什么地方得到收入？”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李鸿章慢慢指着他指环上的钻石，说：“那么这个钻石是从哪儿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传为奇谈。

世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件事有些不太可信，他大约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他里面的股份都不少。有人说南京、上海各个地方的当铺银号，也大多属于他掌管的产业。

李鸿章在京师的时候，常常居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平定江南后，初次进入京城觐见陛下，就是住在那里，后来就经常住在那里。将来这个寺庙应当为《春明梦余录》增添一个典故。

李鸿章生平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担任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戊戌年会试的时候他也在京师，李鸿章觉得这次自己一定能够获得主考官的差使，可最终还是没有当上。即使朝廷大殿上的阅卷大臣，也从来没有派过他一次，李鸿章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以他的盖世功勋和名声，还要对这种事情恋恋不舍，由此可见科举的毒害深入人心。

以上数条，不过是我偶然知道的，不分类别，随便记下来，来帮助读者观察了解这个人物的一些方面而已。著者和李鸿章的交往也不深，无法更多地知道他的一些传闻逸事；又因为这些事情也无关大体，全记也记不过来，索性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想用两句话来评价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躲避劳苦的事情，不畏惧诽谤的话，这是他的长处。呜呼！李鸿章已经去世了，但是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将来的形势还会比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更坏，后世的人要怎么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读到德富苏峰的一篇著论，他品评李鸿章有一些独到之处，翻译记录如下：

中国的著名人物李鸿章逝世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现在之后不免有些寂寞，不仅仅是为大清政府朝廷的顶梁柱倒塌才有感悟。

总结概括起来，说李鸿章这个人物多么伟大，立的功劳多么大，不如说是他的福气和命运超过常人。他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点翰林，占据了大清名门望族的地位；在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出任淮军的统帅，依靠戈登的力量平定了江苏的混乱；他平定捻军，也是秉承着曾国藩的遗留下来的政策，成就大的功业；后来他做直隶总督，分管到天津教案，正当情况危急，处于被法国要挟的狼狈和尴尬的时刻，忽然遇到普法战争，法国、英国、俄国、美国都为西欧的事情奔走忙碌，而这件教案的事情就无声无息地沉寂了下去。后来的二十五年，他总管北洋事务，在天津开设府邸，统筹中国的大政方针，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确实是李鸿章全面鼎盛的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他的势力，并不是靠着侥幸而得到的。他在中国文武百官中，的确有卓越超凡的眼界、敏捷的手腕手段，这不是其他人能够达到的。他知道西方发展的大势，了解外国文明，想到利用西方技术来实现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让他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了。

他在天津屯聚，操练淮军，教给他们洋人的操练方法；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置防线；开设轮船招商局，以此来方便沿海河川的交通；设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开设铁路。他对于军事、商务、工业，没有一样是不留意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建议是不是他先提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谈论，那些权力是否都由他掌管，我们暂时也先不谈论，他办理的那些洋务最后是否得到成效，我们也暂且先不谈论，然而要说是谁引导大清帝国前进到今天的程度的，我不能不首屈一指，回答说：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却不知道有北京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李鸿章并没有深深地信赖。不但如此，他们还常常用猜忌、怀疑、憎恶的眼光来对待他，只不过是因为国家外部的压迫，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不是他们所能够胜任的，所以不得已才重用他。更何况，各省的总督、巡抚，整个朝廷的百官群僚，与李鸿章不和的人多了。因此即使是李鸿章事业的全盛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也非常单薄，并不像他对待外部那样，享有无限的权力，享有无限的光荣。

中日那场战争，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呢？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但是当情况紧急、两国关系就要决裂时，他忽然就和俄国的大使喀希尼协商，请求他干涉并且派兵平息战争，所以他一开始派兵去往朝鲜，可能是想用威胁的手段逼迫日本不战而屈，这也都不确定。大概是他自视过高，觉得中国实力强盛，所以判断敌军情况的时候出现一些偏差。他大概也不知道东南亚局面的发展趋势，所以做出了失误的策略，这不能为他狡辩。用一句话总结来说，那场中日之战，确实是他平生孤注一掷的一场战争。但是这一次他输了，所以把他一辈子积累起的劳苦功高的声名输了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