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太子李贤的囚徒困境(第2/3页)

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如果李贤真是韩国夫人的亲生子,那么他和魏国夫人、贺兰敏之二人,就是同父异母的手足。亲兄妹都不得善终,他自己的前途也就难以预料。

更让李贤惴惴难安的,是前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是在皇帝对他表示“将逊于位”以后暴亡的,而自己现在也走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知能否躲开同一种结局?

李唐皇室成员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明白,高宗李治怎么会那么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皇权?他们也实在搞不清楚,李唐这艘庞大的航船将把他们载向何处?

李弘死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有了改善,内心的隔阂也在慢慢融化。

凭借着自己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敏感,李贤意识到,李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对父皇过于倚靠。如今,既然自己已成为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委托武则天打理政事,是一种“授柄与人”的做法。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李治在身体病痛和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之下,再次提出逊位于武后的想法,完全是想“持国与人”。皇家应该有的威柄与权势,正在一步步地从高宗李治的手中流失。等到他想要收回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众皇子之中,李弘最有帝王相。李贤与其兄李弘所不同的是,文武双全的李贤赢得了朝臣们的认可,朝臣们都认为他颇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就大赦天下,让太子监国,参与政事。并命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刘讷言为太子洗马,全力辅佐太子李贤,以期尽快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

有人说,李贤除了与太宗皇帝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之外,而在性格上却与武则天的相似度更高一些。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贤将来会顺利地承继大位,君临天下。

李贤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即将到手的皇位还是让他心中暗自窃喜,觉得父皇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就将皇位禅让于他。

他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飘飘然地想到自己当上新君主以后的事。诸如怎样尽快打开困顿的政治局面,怎样驾驭朝臣,怎样劝课农桑,大治天下等。

李贤甚至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像父皇一样,万乘千骑,浩浩荡荡地前往东岳泰山封禅,倾听臣下们此起彼伏的赞颂。

然而,美梦带给他的不过是虚无、短暂的快乐。

梦醒之后的李贤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储君应有的担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耗于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沉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氛围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奇怪,艺术与权力不能同生共荣,多少亡国之君的艺术天分往往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治理国家却是一败涂地。

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