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清朝还没有灭亡，革命党还没有兴起。

与孙中山相比，毛泽东则显示了更强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不仅是环境造成的，更有一种骨子里的特质。

毛泽东自幼就不是乖宝宝，敢于跟父亲对着干；上私塾时“厌恶儒学”，偷读禁书519，挑战老师；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书的空白处写了很多“荒谬”、“不通”等批语。

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使他的叛逆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找到了学术上的归宿感。但是直到1920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他才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当作认识世界的逻辑，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已经明确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52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即使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本”的人，正如孔子之于康有为。

青年毛泽东有许多偶像，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有幸接触到这些偶像，但是偶像们对他这一身份低下的图书管理员却并不待见，甚至有一次胡适竟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是蔑视和反对权威的，而这种蔑视和反对跟这时的际遇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不得而知，后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打击跟这段生活经历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也不得而知。

事实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被权威牵着鼻子走的。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前的毛泽东，“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基本都是因为“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关注农民的，也不注意组织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却在湖南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并且写了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并不被别人肯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上层还是国民党上层，因为当时国共统一的思想就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要限制农民的“过分”行动。因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甚至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同时也被取消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策划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战斗力又差，秋收起义连续受挫，毛泽东也差点没逃掉。在综合衡量之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地区保存实力。当然，这是违背党中央既定方针的“临阵脱逃”行为，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很恼火，中央要求毛泽东速去长沙“汇报工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意既定的毛泽东既不攻打长沙，也不去长沙汇报工作，而是带着部队联系王佐、袁文才，当起了“山大王”。拒绝执行党的路线的毛泽东又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他“八七”会议上才得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从1928年3月始，党中央派了数名特派员到井冈山，给毛泽东“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521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去打“硬仗”，然而又数次受挫，造成巨大损失。李立三掌权之后，不断地通过信件，要求毛泽东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并且还命令朱德和毛泽东到上海接受批评，毛泽东则是照常“敷衍”。

1930年，李立三要求彭德怀打长沙，贺龙打武汉，毛泽东打南昌，然而又都失败了。一个月后，李立三要求彭德怀再试一次，毛泽东援助。毛泽东带领部队打了十二天，坚决不干了，带领部队又回到了赣南，继续发展他的红色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1年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然而李立三不自量力的攻击和毛泽东不可扼制的壮大，还是惹怒了蒋介石，从1930年11月开始，解决了各派军阀不断挑战的蒋介石调集军队开始了对根据地的连续围剿，三次围剿，均告失败，反倒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立三路线”破产后，王明取代了李立三，但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路线。但是1927年之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党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而这时的江西瑞金，在毛泽东的精心培育下，红红火火，于是中央向地方靠拢，于1933年1月迁入根据地瑞金。加强了对根据地控制的党中央立刻取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和朱德成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总指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没有毛泽东参与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522，毛泽东又一次落入低谷。

在同样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523但是对于毛泽东个人而言，却又是一次转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且进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事实上，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

当然，毛泽东的这个“头号人物”当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张国焘。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放弃川陕苏区才两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服装整齐，兵强马壮”，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国民党半年的围追堵截，只剩下不到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实力决定心态，会师时张国焘的姿态和毛泽东的压力都是可以想见的，同样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头号人物”毛泽东在晚宴时对张国焘显示出来的“若有若无”的反击。原本要去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被张国焘扔了，会师后的红军往哪里去？观点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主张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主张西进，“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为团结张国焘，使其北上，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为统一思想，一个月内连开三次政治局会议，做了无数次的说服工作，但分歧并未消除。8月份过草地之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包括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力）突然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由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1935年10月19日，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