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文侯七（第2/2页）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是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死时约不到55岁。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但司马迁却挖苦吴起说“寡恩，虑事深远，而不及自身”，意思是他不会做人，不会搞关系，最后把自己搞死了。其实，政治家和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和信条是不可妥协的。改革派怎么可能和既得利益者(旧大家族)化敌为友呢？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对大家族政敌多恩，就是对国家的大不恩。古往今来哪个政治家不招到非议和残酷的反扑——只有无原则的庸夫和出卖灵魂的政客才颐享天年。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

不管写没写《左传》，吴起确实写了一本《吴起兵法》，被海内珍藏，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也用不上。)

楚悼王、吴起死后，接下来，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得七十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伏尸杀贵，能在死后为自己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其智高妙。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新兴家族如昭、景、屈三家浮出水面。他们由于新兴而颇有一些作为，给接下来的楚国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是由于楚悼王的不幸早逝，吴起继死，楚国历史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宣布夭折了，没有继续深化。虽然楚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