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退役抚恤（第2/8页）

表彰忠烈，分为褒扬、表扬、祠祀、碑坊、国葬、公葬、公祭、公宴等。抗战期间，由政府明令褒扬者，共有刘湘、张自忠等14员名，照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经军事委员会表扬的官兵，计有李庚星等1 854员名。[242]合于抗战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碑坊办法大纲规定的阵亡将士，经核准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共1 538员名。[243]入祀仪式隆重者如四川威远一地的部队，将阵亡将士官兵入祀当地忠烈祠时，有全体官兵、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等万余人参加。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市区时，家家户户均烧香燃烛、供奉祭桌、燃放鞭炮。典礼结束后，学生抬着米、棉花、猪肉、菜蔬等物，送至每位阵亡官兵家属的家中。由于仪式隆重感人，以致当场即有数十位青年要求加入部队从军。[244]国葬大典的举行，极为慎重，如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灵柩自第五战区运回重庆，举行国葬。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率领每院、部、委首长，亲迎灵柩于江边，挥泪致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民众数千人观礼，嘉陵江、扬子江上的所有轮船、军舰均长鸣汽笛致哀。委员长并通电三军致哀。前线官兵捧诵译电，也无不热血沸腾。[245]一般的部队，则每多于驻扎较久之地，设置公墓，由部队长定期率各级官兵代表，亲往祭扫，以慰英灵。[246]战时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央所规定的埋葬费，无法顾及事实，金额有时尚“不足购一张草席”，[247]全靠自行张罗，举办纪念仪式，借以激励民心士气。例如1941年上高会战结束后，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即以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修建一座忠烈祠，将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的名字立牌供在祠内。[248]不过也有少数部队，因埋葬费有限，且因手续关系，不能预领，而将死亡士兵草革埋葬了事，甚至有道德修养较差的部队长，将士兵随葬服装脱下，以弥补其差欠数的情事，令生者寒心。[249]

[1]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1页；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73页。张治中在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曾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商定，凡由铨叙厅呈报的人事任免案件，仅将将级军官部分呈核，其余均由张批“奉谕照准”字样，以减少时间上的浪费。参阅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03页。

[2]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页；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66，第151页。

[3]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建军导报》第5卷第6期，1947年5月，第18页。以下各项曾被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列为1944年度的重要工作目标：第一，最小限度，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需绝对听命中央；第二，校官任免，除战区司令长官有权派代外，其他次级长官不得先行更动；第三，尉官虽军长有权更动，仍需迅速呈报。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三十三年度工作计划表》（油印本），1944，第3—4页，档号761/324，军令部档案。

[4]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陆军机械化学校庆祝十周年纪念大会专刊委员会编《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陆军机械化学校，1946，第113页。1949年，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曾对该校干部任职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告：“以学生有入伍、分科、升学等阶段，而选拔干部，亦以教育进度为标准，因教育之需要，与干部员额之补充，以致调动频繁，影响任职，为使每人每职，均绝对避免黑官起见，故每一调动，必须随案呈报，且于每年清查一次，是以本校无案人员，百无一二。三十五年奉国防部颁发陆海空军人事业务职掌划分办法，本校为尉级人事掌理单位之一，除新进人员，按照规定先行呈报核准再行发布外，其余尉级人员之动态，均先呈报，未敢越权违法，此本校任职之概略情形也。”参阅关麟征：《陆军军官学校三十八年度教育行政概况报告书》（油印本），1949，档号400.7/3730，军事学校及训练班队教育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

[5]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第112页。抗战胜利后，国军人事制度更为混乱，从绥署主任到兵团各主官均可任意委派将级官员，造成将官充斥的现象。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631页。

[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国防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第49页。

[7]1948年8月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37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第326页。

[9]陈明仁早年入军政部讲武学校第一期，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而李明灏曾任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二人均为湖南醴陵人。参阅于翔麟：《李明灏》，刘纽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9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第72页；于翔麟：《陈明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页。

[10]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

[11]例如1939年11月，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福建同安人）即曾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将成都军校第十四期第三总队闽籍毕业生，全数派至该处（驻南平）服务，并说明闽省军队编练办法，“校官以上不分省别，尉官则当以本省籍者为有利，盖此得自然团结力及乡土荣誉心，而增强战斗力也”。参阅1939年11月4日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12]例如1942年4月，一位中央军校学生毕业时，所填分发志愿为“最荒凉之边疆，最危险之前线”。参阅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

[13]例如1939年，预九师师长张言传曾致电军训部：“本师下级干部甚感缺乏，敬请分发军校本校之十四期学生50名……其现在该期之学生二总队步一队李冠军……等二十三名，均与本师干部有同学、同事之谊，分发本师人地相宜，除已先电请军校先行登记外，请‘军训部’饬该校将该生等全部分发本师。”事见1939年6月24日军训部致军政部函，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其他的例子，可以参阅谭继禹：《戎马琐忆》，第70—71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