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手令制度的影响（第2/3页）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所颁手令，如依种类区分，以军事类为最多，政治类次之，党务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上观察，显示出蒋介石治理的幅度极广，与传统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并无太大的不同；他重视宣传，也与北洋时期的统治者类似；不过蒋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与过去的统治者不同。
第二，蒋介石所颁布的手令虽多，但是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是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一些越级指挥的手令，大多限于作战指挥方面，在一般有关党政事务的手令中，越级指挥者极为罕见，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
第三，蒋于指挥作战时，好发手令越级指挥，一方面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蒋个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有关，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存在于当时军事将领之中的普遍现象。
第四，蒋好发手令，也是长官笼络部属的一种手段。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困，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长官越级笼络部属，在当时实为普遍的现象。
第五，蒋好以手令越级指挥作战，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级指挥，每多采取各种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执行。
第六，蒋所颁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与鼓舞士气的效果，不过同时也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及破坏体制等负面影响。国共内战后期，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其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
（本章原名《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955页。
[2]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146.
[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3页。
[4]《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
[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41页。
[6]《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7]《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
[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290页。
[9]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49页。
[10]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1991年第36辑，第30页。
[1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115—164页。
[12]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96页。
[13]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0—31页。
[14]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1页。
[15]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1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135页。
[17]《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289—290页。
[18]Theodore H.White（ed.）, The Stilwell Papers, p.125.
[19]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第210页。
[20]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见本书第7页。
[21]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06页。
[22]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
[23]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313页。
[24]《1942年元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呈文》，《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5]《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6]《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7]《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8]《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9]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第142—143页。
[30]傅绍杰：《战斗力与战术的成就》，《现代军事》第3卷第3期，1948年3月，第15页。
[31]抗战中期，军令部也曾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参阅军令部：《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油印本），第5页，1941，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
[32]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121—122页。
[33]见本书第四章。
[34]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46—147页；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