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央化的影响（第3/4页）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共军的人事制度，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62]这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63]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在升迁制度上，对干部的晋升，概归部队直属的上一级提名拔擢，经由党委的逐级审查考核，再送由干部管理单位办理，彻底实行以党领军的人事制度。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64]在奖惩制度上，赏罚命令公布前，让士兵参与讨论，借以增加其向心力。[65]又利用一般人爱好虚荣的心理弱点，发起种种“立功运动”，激励官兵的竞争向上；通过不断的整肃，遏阻军队腐化的倾向。用胁迫的方式使乡间的富户、地主捐献参军费，用之于补偿军属，以安军心。如此，共军人事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共军的体制，也因而和国军有所不同。

[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5页；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9页；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军统人员邱开基在促成龙云出兵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阅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653页。

[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第6辑，第14页。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第61页。

[4]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第47页。

[5]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元月，第206页。

[6]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0页。

[7]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第207页。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00页。

[10]刘雨卿：《生活回忆》，第17页；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4节。

[11]陶峙岳：《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0页；李铁军：《往事如新》，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87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9—190页。

[12]赵桂森：《新的服务精神与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央训练团运输人员集训班训练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1948，第43页。

[1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33页。

[14]钟德灿：《一个起义将军的路——记陈明仁将军》，第227—229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8—139页。

[15]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100-102.

[16]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61页。

[17]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3页。

[18]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11月，第43页。

[19]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9页。

[20]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192.

[21]《整军建军专题报告》（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775，军政部档案。

[22]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101.

[23]《民国30年1月27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电》，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34页。

[24]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7页。

[25]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记录》，第71页。

[26]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99—101.

[27]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28]郑锡安、何章海：《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第189页。

[2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第196页。

[30]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第122页。

[31]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14页。关于武德励进会，详见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2]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0页。

[33]张寄亚、王有禄、刘柏石：《马鸿逵在宁夏》，第57页。

[3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83页。

[35]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0页。

[36]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第83—84、241页。

[37]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15页；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61—565页。直至1949年12月，中央在西康境内的部队，仍然仅有驻在西昌的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即前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和1949年11月始空运至西昌的胡宗南部三个营。参阅伍培英：《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2页。

[38]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3月，第22—23页。

[39]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9、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