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3/12页）

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师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师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一九三一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了协议：用两万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十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

发表在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地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

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却见手榴弹“嘭”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嘭”的一声也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百分之五十。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么？”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