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恭贺新年（第4/10页）

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

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她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她们背米行军。

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政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政这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她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得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

休养连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

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

红三军团的五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二十九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

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地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使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了他们那个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三十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年仅十五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她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十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

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

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

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

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