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4/18页）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离开抚边向北一百二十里是卓克基，中间需要翻越的雪山是梦笔山。

给翻越梦笔山的红军先头部队带路的是一位藏族喇嘛。这个和蔼的老人听说红军要翻雪山，组织僧众举行了祈祷平安的仪式，还给了红军一些酥油。红一军团四团刚一翻过雪山，眼前就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官兵们疑为是自己的幻觉，跑过去才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从这座建筑里向他们射来了子弹。已是黄昏，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四团想出了打照明弹的办法。昏暗的天空突然出现的照明弹十分耀眼，躲在建筑里阻击的土司武装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般令人恐惧的东西在脑袋顶上炸开，于是慌忙逃走了。

卓克基，一个土司的官寨。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毛泽东一行到达了这里。

土司的宫殿上下四层，全部由石块堆砌成，可以容纳数千人。

据说这个土司在成都的一所大学读过书，所以他的书柜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在这座巨大的土司宫殿里作了短暂的休息。

相信他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宫殿，特别是三层土司住房里的那个巨大的书柜。

前线的电报不断到达卓克基，一再希望大部队火速前进，因为原定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急迫，各路红军必须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同时，红军北上沿途粮食困难，土司武装袭击不断，在路上多走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

从卓克基继续向北，行军队伍总是在雪山谷地之中的河流边绕来绕去。雨或雪交替不断，有森林的地方经常会打出冷枪。红军路过马尔康的时候，看见了同样规模的寺院，寺院里的喇嘛跑光了。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食物，夜晚宿营的时候，大部分官兵不得不露宿。雨雪纷飞，饥饿难耐，官兵们无法入睡，仅仅是挤在一起闭一下眼睛而已。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于是第二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把衣服烤干，然后继续翻越雪山。

左路红军到达马河坝的时候，由于粮食极度缺乏，决定休整两天以解决粮食问题。

藏民种植的青稞已经显出淡黄色，尽管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至少现在是可以勉强充饥的。于是部队号召官兵们收割。这些青稞的主人全跑了，红军一边派人去寻找，一边给官兵下达收割的指标：不但要收割供自己单位十天食用的青稞，而且还要支援那些仍在雪山中行军的部队。早上八点，部队集合下地，都是农民子弟，收割庄稼的工作并不陌生。朱德从井冈山起就与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现在，他不但自己收割，而且还自己把收割的青稞挑回来。中央纵队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老人负责用手搓青稞粒。部队组织起一个粮食运输队，把搓好的青稞给发生粮食危机的部队送去。

青稞粒用清水煮了就能吃。

但这种颗粒非常不好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在马河坝，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很难受。李富春在电报中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