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2/12页）

路易斯·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似乎从未从数月的拘留中恢复过来，她跟随她的丈夫辗转于不同岗位，但在1817年她最终决定定居巴黎。家族通信内容显示她已筋疲力尽，需要身边的人给予不断的关注。直到1820年，亚历克西和她住在一起。

在1820年4月，当亚历克西的两个哥哥开始军事生涯时，为了继续完成他在梅斯皇家学院的学业，他与父亲在摩泽尔重聚，最终于1823年完成学业。[19]随后，他回到巴黎开始学习法律。[20]

在1826年底，托克维尔在完成法律学习之后，在哥哥爱德华的陪伴下开始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旅程。1827年4月5日，他被任命为凡尔赛的稽查法官，这促使他重返巴黎。

法律机器

托克维尔在他父亲任职的地方度过了最初几个月。在父亲辞职之后，他与一位新朋友合租一间公寓，这个人是古斯塔夫·德·博蒙。[21]

保林·德·拉保林德瑞家族起源于法国都兰。该家族的成员已散布至邻近省份，并已在那时获得了“德·博蒙”这一名字。在19世纪初，朱尔斯·德·博蒙伯爵、他的夫人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居住在位于萨尔特博蒙的加勒朗城堡中。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朱尔斯·德·博蒙是那里的市长。在这个与维尔纳伊略有不同的环境中，古斯塔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22]

虽然博蒙家族属于二流的地方贵族，不能把他们的祖先拉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列入其中，但是这个家族就像托克维尔家族那样，凭借卓著的战功赢得了尊敬，并与拉法叶家族有亲戚关系。

在1826年2月，古斯塔夫·德·博蒙在凡尔赛被任命为代理检察官。在托克维尔在1827年6月被任命为稽查法官[23]之后，他与博蒙成为朋友。

《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对于是否选择法律职业仍有些犹豫。他害怕变成一个“法律机器”[24]。在他成为法官的最初几周中，他认识到他在法律准备上存在的不足，他发现在公共场合发言会给他带来一些让他后悔终身的麻烦。他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归因于这些麻烦。

托克维尔受到了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保护。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托克维尔说“他生来老成”[25]。从海涅的角度来看，这对朋友就像是油和醋。[26]现存的他们之间的第一封信可以追溯到1828年10月。其致力于反思约翰·林加德所写的《一段英国历史：从罗马入侵到威廉三世王朝的开始》，托克维尔与他的“亲爱的未来合作者”[27]研究了这一课题。这对朋友分享阅读，并一起参加了基佐的关于欧洲文明史的课程。[28]

在1829年9月，博蒙被任命为塞纳河部门的代理检察官。他与他的朋友之间的距离没有中断他们的友谊。博蒙一有时间就去凡尔赛。托克维尔现在和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一起租住公寓，后者接替了博蒙在凡尔赛初审庭中的位置。

不久之后，七月革命爆发。它将为这两位年轻官员的生活带来巨大转变。

七月危机

虽然他们的出身背景与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敌对的，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对这一事件与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的想法虽然称不上与他们的亲属完全相反，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七月革命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幻灭和悲伤，而非仇恨。

在给亨利·里夫的一封信中[29]，托克维尔承认：

的确有人想让我成为一名政党党员，而我没有；我被赋予激情，我有唯一的主张，确切地说，我唯一的激情之源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在我看来，所有的政府形式或多或少都是以神圣的、合法的形式满足人类欲望的完美手段。我依次被赋予了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世纪或另一个国家，我也许会持有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但我出生的时机让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为自己辩护。在一次漫长的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旧国家被摧毁之后，没有任何持久的新事物得到创建。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几乎已经消亡，而民主尚未存在；因此我的本能带领我盲目地徘徊于它们之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在40年来什么都尝试了一点儿，却没有明确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不容易受到政治幻想的影响。作为我的国家的旧贵族阶级的一员，我对于贵族没有敌意或是本能的忌妒心理；然后，由于这一贵族阶级已经被摧毁了，我对贵族也没有任何本能的热爱，而我们始终热爱的只有“活着是什么”。我曾离它很近，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我也曾离它很远，能够不带情绪地判断它。我将尽可能多地谈论民主元素。没有家族回忆，没有个人利益让我对民主产生本能的、必要的认识倾向。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因为它而受到伤害；除了那些我提供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让我喜爱它或是憎恨它。总而言之，我身处于这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良好平衡之中，我不会自然地、本能地被贵族阶级或者民主所吸引，对我而言，我不用花大力气就能够从容地观察两者。[30]

如果托克维尔夸大了他在面对这两个对立选项时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私，那么他的这一想法是真实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历史可以轻易让他成为一名过激论者。

博蒙发现自己处于非常类似的处境。在1830年7月30日的巴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在他们的纽孔上扎着三色缎带，或是在他们的帽子上佩戴帽章。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对我说任何话。但是，当有人靠近我并用苛刻的语调大吼‘宪章万岁’的时候，我也发出同样的叫喊，这样做并不会让我觉得良心不安。”[31]次日，托克维尔回到凡尔赛市政厅，他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于前一天在那里收到了步枪和子弹，他向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宣布：“没有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了，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刚刚在圣克卢的门口看见君主国的车队经过，马车中的国王、法兰西之子和大臣们都被保镖们围住。还有！你得相信，皇家车队的铭牌被隐藏在污泥之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