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的李世民（第2/3页）

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颉利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颉利长兄始毕可汗之子）联合出兵，倾全国精锐之师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

当然不能。

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因为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每当高祖试图将其打压或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是刘文静，但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陈寅恪全集》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犯言直谏。

最后只有一个人发出了孤独的抗议之声。

这个人当然就是李世民。

他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犹立志消灭匈奴，何况臣身为帝国藩垣，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果然没有虚言）。

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我们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李渊确实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各种史料却记载不一。据《通鉴》记载，李渊听完后立刻大呼一声：“善！”而《册府元龟》甚至称李渊哈哈大笑，并称赞秦王乃“吾家千里驹”云云。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显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渊即使要改变主意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一个台阶下，不大可能当着大臣和儿子们的面轻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陈词之后，“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说，在当天的廷议上，李渊非但没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故意命他去勘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其实，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恐怕也并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所说服，而是因为这个迁都之议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更像是对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严厉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而现在李渊反正已经做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突厥二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所以，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这张独一无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无比高大地树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跟高祖吹风，说：“突厥虽然屡屡侵犯边境，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还不是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

李建成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在整个武德中后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和后宫嫔妃们的联手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自己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