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第2/3页）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为3.8~5.6升，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