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激烈的较量（第2/2页）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