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比一个强

除了进攻受阻外，冈村还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酷暑来袭。

冈村年轻时在武汉待过。据他自己的体验，这一带并不是每年都很热，也有不热的年头，但让他头大的是，此次旧地重游，却正好碰上了一个好年份，华中地区特别热。

日军官兵在作战时不得不赤膊上阵，尤其是那些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兵，脸上生出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真是又恶心又滑稽。

前线变得苦不堪言，在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了各式伤病员，几乎人满为患。当冈村看到那么多伤兵被用担架抬下来时，他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巡视时几次都试图把目光挪开，以免被自己的部下看到。

老天，华中作战怎么会这么难呢？

此次受命向武汉发起总攻的部队，不仅有冈村的第十一军，还有原“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相对于第十一军，第二军重新集结和出发的时间都较晚，一直到8月中旬才从合肥起程，其进攻路线是跨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从大别山北麓绕到武汉。

兜这么一大圈子，当然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便捷途径被切断了。假如当初能横跨豫东大平原，从郑州南下，则不需大部队，光动用坦克战车和骑兵组成的“快速挺进队”即能达到目的。

由于沿途公路桥梁已遭到破坏，第二军原先准备的近两千辆汽车全都派不上用场，成了废物一堆，各师团不得不徒步行军。

走着走着，大家就开始咒骂起来，像第十一军一样，他们骂的也是“鬼天气”。

对天气因素，日本统帅部不是完全没考虑到。

先期出发的熊本师团两千多人患疟疾的事实，曾把参谋本部吓了一大跳。要都这么着，岂不是还没怎么打仗就得大量减员了？8月、9月正是南方最热的季节，就算不“打摆子”，官兵也可能中暑，因此陆军竭力主张将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到10月。

可是海军不干。

长江又不是一年到头水都是满的，还就这两个月是丰水季节，江面又宽，浅滩又少，我们的军舰才能溯流而上，若是到10月进入枯水季节，船能不能开到武汉都难说。

海军成天坐在船上，养尊处优，陆军在山林稻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才不管，而这一回陆军还不得不听海军的：你没船，长江沿岸的第十一军总得靠人家接送啊。

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8月的天气，对海军或许有利，对陆军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大别山北麓，除第一天下了点雨外，接下来几天全是烈日炎炎当空照。气温一度高至四十三摄氏度以上，官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中暑晕了过去，甚至还有打仗时热得受不了，被送去急救的。

此后熊本师团的厄运也毫不意外地袭击了第二军。除了疟疾，还又加上了霍乱，第二军前后因霍乱、疟疾和中暑而缺员的，达到两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个师团的规模，中间致死的接近九百，则已相当于一个大队。

更奇特的是，第二军连沿途的遭遇都和熊本师团差不多，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则越来越亏。

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宋希濂。宋希濂把德械师的残存人马都集中起来，一个富金山阻击战，阻击第十三师团达十天之久，使其折损过半，逼得第二军先后五次为该师团补充兵员。

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眼见大道艰险，打算另走捷径，顺着小界岭翻过大别山，可是孙连仲又发起了小界岭守卫战。

小界岭战役被称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或称“小台儿庄战役”，极言作战场面之激烈。当前线出现危急情况，已身为兵团司令长官的孙连仲竟然都拿起一支手提机枪，带着卫兵亲自冲了上去。

台儿庄大战时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曾经说，小界岭战役是他从军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战役。一个近三千人的团打到后面，连炊事兵和抬担架的加一起，才剩下三百人不到。在仵德厚的记忆中，小界岭甚至比台儿庄更令他难忘。

经此一战，在南京屠城中野蛮凶残程度可与熊本师团并列的京都第十六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第二军也始终没能够走捷径翻过大别山，一直到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这里都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无奈之下，稔彦只能重走大路。

第三个对手也十分了得：张自忠。

张自忠如今几乎是第五战区的万金油，李宗仁和白崇禧觉得什么地方可能虚弱了，就把他部署到什么地方。

当时张自忠的部队也正饱受疟疾的困扰，到了后来，连张自忠本人都打起了“摆子”——他在治军方面素来以身作则，当兵的啃山薯喝生水，他也啃山薯喝生水，只要不是神仙，同样都有中招生疟疾的概率。

可是抱病之下，他仍然率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前线，据潢川以阻姬路第十师团（即台儿庄大战时的矶谷师团）。

在潢川，张自忠连遇险境。先是在城外遭到日军骑兵联队的突袭，只差几分钟的工夫，东洋马就要冲进大帐了。接着，他又在姬路师团包围潢川城的情况下，冒死进入城内督战。

最险的就是日军用炮火轰塌城墙，蜂拥进来的时候，张自忠大呼而起，亲自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冲，将城墙上一度被撕开的缺口重新封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双方连战十二个昼夜，所谓“倭尸累积，濠水尽赤”，连旁边的淮河水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整个姬路师团在潢川至少被打掉两千人马，主力联队从合肥出发时，尚有二千八百人，等潢川一战打完，已只剩八百，伤亡之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台儿庄大捷，乃至于连第二军自己都不得不在广播上承认：皇军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形跟以前的淞沪、南京战役，甚至于徐州会战都有不同。以前中国军队很难俘虏到鬼子兵，即使有两个因受伤而被俘，起初也大多是“死了的鸭子嘴还硬”，脖子梗梗的，怎么骗都不说一句话。你非得等老长一段时间，还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才肯吐两三句毫无价值的屁话出来。

可是由于战争中损耗了太多老兵，日本除不断地组建新编师团外，连主力师团的补充，也不得不大量使用新兵。这些新兵来自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没像老兵那样被洗过脑，从内心上来讲，也根本不想跑到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打仗，因此作战能力和意志都很薄弱。比如抓到的姬路师团俘虏兵就有问有答，十分配合。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哭哭啼啼地从怀里拿出一堆家信和相片来给审讯者看，并且凡是他知道的军事秘密，你需要什么，他答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他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