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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中国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8]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给山城重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1946年10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编后记”说：“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战斗精神、崇高性格，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过去虽然也有过毛泽东的传记、印象记之类的书刊，但早已无存。不是绝版，就是停售。编者便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来着手编这个小册子的。”这些文章虽然短，但寓意深刻，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言谈举止，使人感到非常真实。1960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作为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