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4/6页）

战败的责任好像一只轻飘飘的气球，现在大家都把它远远地推开去，犹如当初大家抢着、夺着要把战争的发明权和主持权揽过来一样。童贯照例把气球往种师道头上推，蔡京又把气球推给王黼、童贯，连自己的儿子蔡攸也大大有份。但是太学生们也没有把蔡京轻轻放过门。几天之内，在前线和东京的官场中进行了一场比前线阵地争夺战还要激烈的“脱卸战”。当然他们都很明白气球落到谁的头上，谁就该倒霉。气球向他头上轻轻飘来时，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腾空一脚，把霉头触到别人身上去。毕竟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王将明取得了胜利，最后把球完全推到种师道身上。六月初八，朝廷明旨宣布种师道“天资好杀”“助贼为谋”两项罪名，撤去他的都统制之职，责授右卫将军致仕。

所谓“天资好杀”，就是说种师道违抗朝旨，擅自动兵启衅；所谓“助贼为谋”，就是指种师道轻举妄动，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以致全线溃败。这两个罪名说得似通非通，却是宣抚司僚属们的杰作，加上王黼一套魔术般的手法，说得头头是道，使种师道有口难辩，因此他要负战败的全责。这道朝旨的要点是表明朝廷收复燕云之决策，并不因一战受挫而有所改变。战争还得继续下去。蔡攸、童贯脱尽干系，轻松愉快；王黼一度在天空中翻筋斗的纸鹞又飞稳了，他们在张迪的气温表上的水银柱又直线上升，甚至升到比原来更高的刻度上。

给龙大渊还礼的筵席上，张迪又一次碰到贪吃的谭稹，两人地位相当，各有所爱，碰在一起时又促膝谈起心来。

“老不死妄图再起，用心不可谓不密，怎奈王将明也不是好惹的。”张迪记得几天前曾和谭稹同过席，谈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完全不记得那次谈话的要点，或者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去记得那次谈话的要点了。官儿们的记忆力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力，应该记得的事情就该记，应该忘记的事情就该忘。现在他以一种旁观者的义愤，慷慨激昂地为王黼打气道：“咱看这老不死的这两天忙进忙出，活像摘去了头的苍蝇，乱冲胡撞，到处碰壁，他哪里是王将明的对手。”

“嗬……嗬。”谭稹对这个话题没有感到很大的兴趣，那时他正好伸长头颈去接一筷从远处夹来的胭脂鹅脯，还来不及对他的话做出反应。接着又听到张迪情意绸缪的邀请。

“明儿晚上，咱家做个小小的东道，请王将明来舍间赴席，少不得又要请老哥来捧捧场子了。”

“咱哥儿俩的事，还有什么说的！”谭稹大幅度地牵动他的歪嘴，哈哈大笑道，“老哥请客，小弟岂有不忝陪末座之理？明天申时准到。”一种出自内心的喜悦，布满在他油光光的脸上，表明他确是一个无邀不应、有请必到的饕餮之徒。

谭稹也曾有过军事方面的资历，和童贯一样双手沾满过人民的鲜血，如今闲了一段时间，似乎想用他的饕餮来洗赎过去的罪孽。现在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吃，对于什么伐辽战争，什么王、蔡之争都没有兴趣，更加想不到有朝一日还是要他身不由己地卷进那场军事纠纷中去。现在他忙着赴各家之宴，不管是王黼的主人，还是蔡京的主人，还是中立派的主人，他的任务是把各家宴席中听来的流言蜚语不分彼此地传达给各人听，不管他听了高兴还是皱眉头。然后张开歪嘴来吃：吃食桌之前方丈之内的山珍海味，吃内骐骥院的人和马的空额，归根结底，还是要吃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决不怕引起消化不良。

从反攻中没有得到好处的蔡京，也学张迪这一手，立刻掉过头来，举出种种证据证明他一向是、现在也仍然是伐辽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并且坚持他的发明权。谓予不信，请读读由他起草的《复燕议》，那也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可以与燕许大手笔比美的。

可是寄儿子的那首诗呢？那一定是讹传，老成谋国的太师岂能这样轻率发表议论？可是有人说，官家当时也曾带着不豫之色，替那首诗改了两个字。那一定更加是讹传了，官家哪有空闲管他们父子之间的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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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因为前线暂时失利而引起的政治风波似乎已有平息之势。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太学生还在继续发表议论，继续上《万言书》，调子越唱越高，痛斥朝野的权奸。大有官家不把他们全部逐出朝廷，革职办罪，流配到远恶小州去决不罢休之意。

太学生并非都是纯洁的羔羊，他们同样有阶级的根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同舍、同科、同乡、朋友、亲戚之谊，因而联系着从个人到各种关系人的利害上的考虑。只不过他们涉世较浅，冲动的劲头较大，又不是现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虑比较间接、比较少些而已。太学生虽然拥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力量，他们也并不都是先知者。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没有大白以前，他们的议论是摇摆不定的，有时是哗众取宠的，有时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主要从两派相互的攻讦中揭露出来），形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部分太学生的纯洁性还没有完全在个人利害的泥坑中打过滚，他们这才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开始有了所谓“清议”。譬如说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朝政的窳腐，力主惩办那些应当负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权奸，这些议论的确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意见，因而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诛伐往往很大胆，敢于指名道姓地触犯权贵们。从他们的《万言书》中披沙淘金，确实可以拣出一部分很精彩的言论。

在这段时期中，太学生左一个“贼臣误国”，右一个“奸党可诛”，朝野为之侧目。也使身为太学正、直接负有管教学生之责的秦桧感到十分不安，有时简直是非常狼狈。他必须阻遏住太学生的议论，才保得牢自己的饭碗。但是“清议”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有时也是进入高级仕宦之门的敲门砖，靠“清议”吃饭，用它来做到八座九卿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王黼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也曾上过几次《万言书》，因此，他的同舍生汪藻还给他题上一个“花木瓜”的雅号，讥笑他中看不中吃。得罪了清议，其后果不堪设想。执政大臣们尚且有所顾忌，不敢出之以公开的高压手段，他一个小小的学正又顶得什么事？

太学这所所谓培育人才的“庠序之地”，也像其他衙门一样，只要花点功夫下去，照样能够锻炼出一副仕宦的本领。初出茅庐的秦桧，资历虽浅，却不是一只没头苍蝇，他懂得在两者之间的一条狭胡同里安稳地爬行，保持两方面的好感。在这段时期，他对太学生中间的活跃分子陈东、高尔登、徐揆、石茂良等人忽然异乎寻常地热络起来。他赞同他们的议论，摇头晃脑地朗诵他们的《万言书》，遇到警策之处，点头击节，仿佛在它旁边加上双圈、密圈似的，还要奋笔给他们点窜几句，其措辞之激烈，较他们有过之无不及。有一个刚从太学出去的小官儿宋昭上了一道奏章议论伐辽战争的失策，受到朝廷严厉处分。这件事涉及几个太学生，使他们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引起了大家的公愤。秦桧也跟着声色俱厉地谴责当道者“钳塞言路”，表示要和太学生们共祸福。所有的学官都与学生对立，只有秦桧明显地站到太学生的立场上，这使他在同僚之间受到讥刺、指斥，日子不很好过，但因此获得学生们更多的信任。没有人再怀疑秦学正是个“深文周纳、善于罗织”胸有城府的深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