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第2/7页）

孟太后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长辈，赵构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近支皇子，她指定赵构嗣位，理所当然。这道手诏使赵构继统多了一重法律根据，自然受到他的欢迎。

五月初一，赵构正式即位，定都南京，他打破了改元必须易年的惯例，迫不及待地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他就是南宋高宗。张邦昌先已派人迎请，后来自己跑到南京去劝进，还带来金人发还的“皇帝御宝”玉玺一颗，作为进见礼。赵构即位后，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准五日一次至都堂参议大事，礼貌优渥。王时雍、徐秉哲等闻风而至，除事先已上表劝进外，还纷纷言事，革旧布新，为立功之地。他们做不成张邦昌的佐命功臣，仍想做宋高宗的佐命功臣。佐哪一朝的皇帝，为谁家立功，拆谁家之台，他们都可不问，只要是佐命功臣就好，真可谓是“为佐命而佐命，为功臣而功臣”了。

赵构最信任的大臣是黄潜善、汪伯彦二人。赵构为人深沉，心中想的未必肯与臣僚明说，除非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而又不便说出来，只好在行事之间迎合他的意志，这样双方默契了，才能得到他的信任。汪、黄二人都是巧宦，他们从赵构不喜欢听恢复失地、迎还二圣的话一点上，就明确无误地窥知了他的内心。

当然不仅是迎合，汪、黄之徒本身就是强烈反对恢复的。要恢复就难免打仗，不幸而战败则君臣同归于尽。反之，高唱和议，与金方眉来眼去，一旦金人准予所请，并承认他们的政权是合法的，则富贵可以长保。他们的逻辑再简单也没有了。

要议和就得找出门路来与金方联系，这却不很容易。因为在法律上，金方只承认它扶持起来的伪楚朝，而不能承认取伪楚而代之的南宋小朝廷。它只是一个尚未扶正、六亲不认的小老婆。汪、黄的任务比他们的前辈李邦彦、耿南仲等要艰巨得多。幸好他们手里还保留着一条线索。汪伯彦有一个现为军器监丞的宝贝儿子汪似，为金人所执，曾被派到相州去说降汪伯彦的后任知相州赵不试。不试拒降，汪似也被金人扣留不放回来。以后汪伯彦不断派人去打通金方的外交人员撒卢母、王汭的关系，谈判赎回儿子的条件，事尚未谐，金军已撤。但关系人尚在，以后仍可利用他们搭起和议的桥。汪伯彦就凭着这一条微妙的线索，在新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潜善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充分利用张邦昌、王时雍等伪帝伪官与金人搭上关系。早在三月间，黄潜善派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密探李宗混入京师后，就和王时雍见过面，王时雍有一封密信托他转交黄潜善，内容说的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李宗这个人回去后就失踪了，极可能是黄潜善怕他泄露他们间的秘密联系，杀他以灭口。后来张、王等不是以叛逆的身份，而是以功臣的身份来到南京，黄潜善多方保护，居然也给予功臣的待遇，引起朝野间强烈的反应，纷纷责问黄潜善与僭伪君臣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黄潜善有恃无恐。不久，赵构下召：“朕得伯彦为左相，潜善为右相，何忧国事不济？”充分肯定汪、黄的施政，用以堵塞反对者之口。

不过，人民的口好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是堵不住的。

这时张邦昌、王时雍等把东京宫廷内留下的宫女、内侍、歌伎、舞女等，除各取所需，自己保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津迁入南京，献给赵构享用。南京小朝廷草创的宫室中轻歌曼舞，颇有升平气象，连停锣已久的杂剧也在内廷演出了。

一次演剧中，两个演员插科打诨。

甲：老哥今日为何喜气洋洋，春色满面？

乙：俺今日一不喝酒，二不作乐，何以见得是喜气洋洋？

甲：（指乙的幞头介）老哥如不喜气洋洋，喝醉了酒，如何把这幞头反戴了？

乙：哪有此事？

甲：俺说你老哥喝醉了，不信时，且去脑后摸一摸。

乙：（摸脑后介）啊哟哟！只说在家中偷喝两盅，没人知道。恁地反戴幞头出门，把二胜环丢在脑后了！

“二胜环”是缀在幞头前面的两只铜环。只有神志昏瞀的人，才会反戴幞头，把二胜环丢在脑后，犹如此时此地，新政权刚刚成立，人心属望，如同有人把“二圣还”这件头等大事丢在脑后了。讽刺十分明显。

不用说，赵构对这两名伶人十分恼怒，但他既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已忘了父兄之仇，就不便向他们发作，只好暂时隐忍一下再说。

2

从赵构做大元帅时开始，直到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又做了几年太上皇，与金人是战还是和，是收复失地，把他们驱逐出去，还是屈膝求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他们的承认与优容，一直是朝野争论的焦点。那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种主张、两种力量相互争斗、相互消长的历史，而当时的君相大臣、官兵百姓莫不卷入这场争斗，承受其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后果。

争斗的序幕是由赵构厌弃的宗泽揭开的。当赵构还在相州、济州，其他臣僚忙于上拥戴书、上劝进书，或者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只有宗泽一人，在开德府一带埋头苦干，组织力量，整顿队伍。他多次出击，在小规模的战争中，逐渐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树立起自信心。他痛恨官僚们置国家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曾移书责问范讷：“公以河北河东宣抚，乃拥兵自卫，迂回退缩，驻扎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公昼夜思度，谓臣子大义，果为是耶？”

另外又移书责问赵野：“资政北道大总管，乃将大兵自卫，迂回曲折走南京驻扎，朝廷将何赖于屏翰？”

这两封信的内容及措辞相同，显然为同时所发，对放弃职守临战逃脱的宣抚使、大总管提出义正词严的责问。凡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利害关系时，无论对皇帝、对宰相、对同僚都直抒自己的看法，不徇情，不姑息，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异乎官场习俗、不讲面子体貌的耿直的作风，取厌于当时的许多人。

范讷曾任童贯的幕僚，与孙渥并称“酒囊饭袋”，后来外放为知州。在猎取官位方面，他并非酒囊饭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攀附上权要，夤缘时机，做到两路宣抚副使。至于赵野，靖康初已备位宰执，是出名的主和派。他们二人自有自己的主张，岂能受宗泽片语只言感动，奋力进取。

赵构即位后，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承望金人的颜色，唯恐开罪了他们。宗泽看不惯这种奴颜婢膝，上言：“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讲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至二圣北迁，宗社蒙耻。今陛下即位，再造王室已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不得腾播赦文于河之东西，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