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少离家（第4/11页）
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到任不久，就开始追求马萨诸塞州航海领域的头面人物利特尔顿·温彭尼的女儿。温彭尼一家一直参加埃德加城监理会教堂的唱诗班，于是加布里埃尔森也成了那里的虔诚信徒，并于1867年11月17日和温彭尼小姐在该教堂结为伉俪。
多年来，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因其指挥坚决果断、办事公正无私，且体恤下属而被世人奉为楷模。
落到他手里，查理真的是撞了大运。
加布里埃尔森内心极为自命不凡，他坚信这些“中国佬”的为人处世生来就不对。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强大的监理会里做事积极、信仰坚定且言行一致的教会兄弟，他肯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纠正这些错误。这个孩子无疑是他舅舅店里的奴隶，南北战争已经让黑人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加布里埃尔森也绝不会把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送回波士顿那堪称罪恶牢笼的中国城继续接受舅舅的血汗压榨。他们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查到这件事的结局。加布里埃尔森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查理回答说叫“教准”。这两个字在美国人听来，就像是“周孙”或者“查理孙”。1879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森在船员名册里写上了“查理孙”这个名字，同时还注明查理已满16岁，达到了法定服役年龄。实际上查理当时只有14岁，可以想象，船长一定是认为有必要隐瞒查理的实际年龄才这么写的。
这是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查理第一次用“孙”作为自己姓氏的记录。后来查理学会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后，他又把自己的姓氏拼成“松”，这也许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音更合适一些。再后来，在他回国后不久，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再次修改这个姓的拼写方式，以便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于是又改成了“宋”。这个字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宋朝的“宋”的标准写法。
有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相助，查理顺利当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上的服务生，成为美国财政局税务署下面一个领工资的船员。
查理不仅换了个新名字，剪去了辫子，还从船上仓库里领了一套崭新的、专为美国政府船员制作的航海服。有了这个身份，再加上有他的船员同事们和强大的税务署做后盾，查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便能够乘坐“阿尔伯特·加勒廷”号自由进出波士顿港。当时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身着船员服、理过头发的查理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中国人。
加布里埃尔森和查理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尔伯特·加勒廷”号抵达埃德加城后，船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数月来，他坚持用基督精神教导这个年轻的异教徒。在船上待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会上岸与家人相聚数日，周末则可以去监理会教堂做礼拜。加布里埃尔森给查理买了一件苏格兰羊毛粗花呢西装，胸前有4个扣子。这是查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西装，每逢礼拜天上午，查理都会穿上这身西装，再配上白色硬领衬衣和黑色领结，去教堂做礼拜。在一封充满温馨回忆的信中，查理写道：从教堂回来之后，他会陪着加布里埃尔森夫人的侄子、时年8岁的哈里·温彭尼一起在船长家的院子里玩。
1880年1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查理便又续签了一次服役期。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4个月后，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被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有两个月的时间，查理一直闷闷不乐。他给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写信，恳求他帮一下忙。船长恳切地给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领导写信，安排这个中国小孩退出了现役。
查理迫不及待地赶到波士顿港口，坐上第一班发往威尔明顿的轮船，向南行驶，去跟自己的恩人团聚。
轮船抵达威尔明顿后，查理立即去寻找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的新船。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现在是一艘被财政部官方称为“二级明轮船”的船长，船的名字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这艘美国税务署下属的汽船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机帆两用船，产生于帆船时代末期，具有帆船的船头、香槟色的船尾横木，残留的桅杆却又短又粗。这是一艘蒸汽船，船上不配船帆，完全依靠明轮驱动。正是依靠这个特点，它才能在追赶那些驾驶帆船进行走私活动的走私犯时占据优势。
查理没费多大劲儿便找到了停靠在海关码头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加布里埃尔森再次收留了这个孩子。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安排查理在船上当服务生，但他还是在船上的餐厅里给他安排了个位子，并在花名册上登记下来。
有一段时间，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威尔明顿出发，一路经过卡斯维尔要塞灯塔、炸锅浅滩灯塔船和鲍尔德山灯塔，然后向北到达博迪斯岛。他们巡航的任务，一是搭救遇难船只，二是缉拿走私人员。
在“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船员眼中，查理是个怪物。1880年，在美国南方，中国人并不多，且大部分都被带到新奥尔良的棉田里干活，填补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留出的空缺。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已经开始经营店铺和洗衣房。这些人大都散布在靠近南部的几个州，从没人到过北卡罗来纳州这边。查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时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谎称17岁。如果想让他接受教育，走好人生第一步，那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幸运的是，加布里埃尔森在当地教堂的朋友们对此很有兴趣。其中一位是罗杰·摩尔上校，他是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也是前街监理会教堂里的头面人物，主管男子读经班。与很多邻居不同的一点是，摩尔知道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了解监理会传教士们在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世纪后半叶，信教的美国人普遍认为，白种人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教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上的另类。中国拥有全世界1/4的人口，在那里传教最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拯救更多的灵魂。
摩尔的后代现在仍然是这个社区的知名人物，他们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据他们介绍，一个星期六，上校发现这个“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餐厅服务生坐在码头边的一根系船柱上，便邀请他第二天上午到格蕾丝监理会教堂去参加礼拜活动。查理与他一拍即合。
第二天，摩尔和朋友们带着查理来到第五街教堂，把他介绍给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一位为人循规蹈矩、做事风风火火的斗士。
查理在一生中注定将遇到很多革命者，里考德牧师无疑是第一位。里考德牧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幼年便沦为孤儿。他的叔叔收养了他，带他去了墨西哥城。他在墨西哥城上了大学，学习如何传教。后来，他卷入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风暴，成为一名游击队员。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在从墨西哥逃亡法国的路途中受伤被俘。不久之后，他回到美国，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某一次布道会上，他突然顿悟，转而改信新教。他那个信仰天主教的叔叔听到他改变信仰后，觉得简直难以置信，直接与他断绝了关系。虽然如此，里考德从容应对，于1841年在弗吉尼亚正式成为一名监理会的牧师，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海边的一个位置偏僻、环境幽暗的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