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财务总管（第2/4页）

接下来的几周里，查理经常陪着朱利安·卡尔到俱乐部去。那家俱乐部是达勒姆的一个私密会所，位于主街和商业街的交叉口，俱乐部的客人主要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商人。在四周镶着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查理坐在满是酒渍的皮椅上与卡尔及其他几位老朋友（如安妮小姐的哥哥索思盖特）促膝长谈。卡尔还把查理在三一学院和范德堡大学读书时的密友都请了过来，他们现在都当上了牧师或者店老板。几位三一学院的教授也蹒跚着赶来，只为看一看这个当年因为对他们同事的女儿关注太多而被赶走的矮个子“中国佬”有没有什么新的绯闻。他们发现，此时的查理已是腰缠万贯，变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卡尔的私人秘书戈尔曼当时也参加了谈话。他后来回忆说，查理在俱乐部里就像在家里那样自然，他的兴趣爱好也与本地的富豪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查理和卡尔私下讨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时，戈尔曼并没有在场。在卡尔那摆着真皮躺椅、书架和油画的书房里，查理向卡尔讲述了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讲述了清政府对被捕革命者实行的野蛮暴行。考虑到卡尔的为人，想到大批的人被砍头、活埋、绞死，或者凌迟处死，他一定会火冒三丈。作为孙文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查理坚定地认为，历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组织遭到打击，经费被削减，义军仓促举事，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成功，无数的中国人将摆脱农奴身份，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就会有机会繁荣壮大。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不过，只要能解放中国一隅，他们就能获得大量本国资金。富有的海外华人也会对革命越来越有信心，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就有了下落。最终，革命将会靠本国的财力继续下去。

外面的大街上就有朱利安·卡尔自己开的银行，他随时可以提取大笔的巨额款项。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实际上，美西战争跟他个人没有丝毫关系，但坐在面前的宋查理是他终生的门徒，是他自己教区的基督教领袖，是一场解放全世界1/4人口的斗争的主要策划者。

虽然戈尔曼后来并没有发现朱利安·卡尔和宋查理之间有任何财务往来——连提出资助的请求他都没见过，但他仍然坚信，将军一定给过查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这符合卡尔的一贯作风。

达勒姆之行结束后，查理又乘火车北上纽约，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他与那里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募捐经费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他就像一条在浑浊的河水里游荡的大鲤鱼，除了水面偶尔泛起的浪花表明他来过之外，再无其他痕迹。

在纽约，他的连襟温秉忠已经给他铺平了道路。温秉忠在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信赖的教育顾问，实际上他却有着双重身份。跟他的连襟牛尚周一样，他也为宋查理敞开了大门，进一步说，是为反对朝廷的共和派敞开了大门。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他们占据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像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

孙文觉得，可以利用这些贩卖鸦片的私人武装去骚扰清廷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说不定还能在广西或云南夺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内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这些“军队”交给他来指挥，他接受了。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孙文借来的这支军队占领了一片地区，但缓过神来的清军很快便发起反击。孙文的部队抢了一辆火车逃回法国人的地盘。但清军依然穷追不舍，结果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虽然清政府明显是受害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跟以前大多数这样的纠纷一样，以中国向法国赔款了事。作为回报，法国答应清政府，将逼迫孙文离开河内。孙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随后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给鼓动了起来。惊慌失措的美国驻曼谷大使汉密尔顿·金于1908年12月15日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伊莱休·鲁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长期淹没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馆里，因其内容颇能反映出孙文那复杂的性格和变通的手段，因此很值得重视：

他到达这里之后，一直不动声色地进行他的工作。然而，无论是当地的中文、暹罗文，还是英文报纸都立即公开发表与中国革命和革命者有关的文章，文中还提到了孙文的名字，提到了他正在从事的工作，并回顾了他来暹罗前的革命经历。他们提醒与清政府友好的暹罗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政府便派警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他在聚会时的讲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