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3/7页）

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仍然在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后来，霭龄曾难过地跟步惠廉提到，那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便到下面的船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快到他们舱门口的时候，霭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离开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解脱，”那位女士说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那些可恶的日本佬。真希望能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再见到他们。”

霭龄匆匆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其他乘客来说，“高丽”号上唯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美国记者杰克·伦敦。杰克·伦敦刚刚报道完在满洲里发生的轰动全球的日俄战争，脾气暴躁的杰克·伦敦曾因为心生厌倦，揍了一个日本马夫一顿。为此他差点儿被日本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不过，事情最后以他被从朝鲜驱逐出去结束。有这么一个名人在场也提不起霭龄的兴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的这段接触经历更增加了他对东方人的恐惧和厌恶，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西方正面临着一场“黄祸”。在亚洲人和其他种族的人眼里，杰克·伦敦“首先是一个白种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他的观点在美国越来越有市场，西海岸一带尤其如此，其中又以旧金山为甚。

剩下的旅程，霭龄除了与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聊天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那个极富同情心的美国女人名叫安娜·拉尼厄斯，她是在横滨上的船。由于安娜也是监理会教徒，所以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安娜一直在日本传教，此次是第一次休假回国。在檀香山短暂停留之际，两人一起登岸游览了一番。

她们回到船上后，船上的事务长把安娜带到一边，告诉她说，在她们登岸游玩的时候，移民局官员检查了船上所有人的护照资料。事务长说，他们对霭龄的护照颇有争议。那本葡萄牙护照似乎有点问题，等她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

“高丽”号驶入旧金山海湾时，翻卷的浓雾滚滚而来，把入口处都给遮盖得严严实实。移民局官员们在甲板上的休息室里摆了张桌子，乘客们排好队伍，一个个上前递上他们的证明材料。霭龄手里紧握着那本葡萄牙护照，一位官员从她手里接过去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根据霭龄和安娜的回忆，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想凭这玩意儿蒙混过关，”那位官员轻蔑地说道，“好多中国人都这么干过，小妹妹。没用的，你就在这儿待着，回头把你送到拘留所去。”

霭龄紧盯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局官员不可能知道她的出生地，因此，他唯一可能质疑的就是这本护照本身的真实性。然而，这是一本合法的由上海葡萄牙领事馆正式颁发的葡萄牙护照。上面填写的信息也许不正确，但护照本身毫无疑问是真的。

她盯着那位移民局官员的眼睛，厉声说道：“你不能把我送到拘留所。我是坐头等舱的乘客，不是坐统舱来的。”

那位移民局官员愣在了那里。

这时安娜·拉尼厄斯也上前一步说道：“你们绝不可以把她送到拘留所去！我会一直跟她待在一起，让你们不能得逞。”

那几位移民局官员紧急交换了一下意见。一个名叫加德纳的医生当时担任公共卫生检察员，他似乎颇有同情心，为霭龄说了一句话：“那里可不是有自尊心的动物待的地方。”

他们提到的拘留所是位于旧金山码头附近的一个监狱分区，离水手监狱不是很远，里面关押的都是些恶贯满盈的犯人，如杀人犯、杀手、强奸犯，以及在世纪之交时从停放在码头的那些破船里逮来的叛乱者。从淘金热兴起到旧金山大地震前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港口像旧金山那样因其残忍、邪恶和腐化而扬名在外。

正常情况下，移民材料有问题的中国人大都会被送到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里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很多中国人一旦脱离移民局官员们的控制，就会满怀厌恶之情匆忙回国。只有那些殴打移民局官员或暴力抗法的人才会被关押到拘留所。而现在，这些官员们竟威胁要把这个15岁的女孩子送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

安娜·拉尼厄斯的坚决起了作用。移民局官员们没有把霭龄送到拘留所，而是把她俩一起关在了“高丽”号的一间船舱里，然后很快就忘掉了此事。

根据安排，“高丽”号现在需要消毒和重新布置。待到最后一名乘客离船后，工人们便会上船把地毯、台布、垫子和房间用具全部撤走，把这条船从头到尾全面消一遍毒。安娜·拉尼厄斯和霭龄被关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给她们提供的饮食是牛排、土豆和面包，一日三餐都是这些。

没有人知道她们此时的处境，她们似乎也找不到人来帮忙。

事实上，“高丽”号靠岸时，曾有人来接过霭龄。此人名叫克拉伦斯·里德，就是主持查理婚礼仪式的那个人。此时他正在旧金山的华人中从事传教工作。里德到达港口时，因为霭龄正在接受移民局官员的检查，所以没有及时见到她。他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霭龄一直没有出现。由于周末还有安排，他便匆匆离开了码头，所以并不知道霭龄那边出了什么事。

在漂浮的船舱里困了三天后，安娜郁闷得都快病倒了。一位职务不高的移民局官员同意安娜上岸打电话联系里德牧师。打了十几通电话之后，在旧金山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她终于联系上了里德。

第二天一大早，里德就带着一位护士上了船。那位护士替了安娜的班，负责照顾霭龄。拉尼厄斯小姐则匆匆忙忙地下船赶往密苏里州的家中，把这段恐怖的经历尽可能地忘到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