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2/9页）

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宋家派年龄最小的子良去柏林接庆龄回国。子良是这个家族里唯一没有疏远庆龄的人。庆龄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在离开柏林之前，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文如下：

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葬在紫金山是孙先生的遗愿。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因此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绝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子良吓坏了。他说姐姐是个傻女人。据庆龄在柏林的朋友们讲，庆龄的一番话让子良哑口无言，她说：“宋家人是为中国而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却并不单是为了宋家。”

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一位记者记叙了接待时的场景：

越过边境线后，一路上每到一站，都有人在列队欢迎。火车准点抵达了哈尔滨，包括中国官员、铁路领导以及商界、金融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内的一大群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她的到来。苏联总领事、日本总领事也站在接待的人群当中。孙夫人从专用车厢里出来，快步走进一间摆好香槟和水果的专用候车室，在里面照完相后，便离开车站前往宾馆。晚上7点，人们在六国大饭店设宴款待孙夫人。晚上10点40分，她返回火车站，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前来送行的人比迎接她的人还要多，人们给她献上了很多的鲜花。在一片舞动的彩旗和标语之中，伴着军乐，火车徐徐驶离了车站。

委员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龄在各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庆龄明白这种宣传对蒋介石的意义，她向见到的每一位记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国民革命已遭到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的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但她的声明影响平平。西方媒体的编辑们似乎把她视为危险的“赤色狂热分子”，对她的报道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车之前，她谁都没有见。她避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支持蒋介石。南京的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冗长的下葬仪式让她备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她丈夫的灵柩终于摆放妥当。她随后便去了上海，回到位于莫里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沉默。随后，在8月1日，即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她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谴责。在上海，这么做实属大胆之举。她的这份声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联盟电报”的形式发表的。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虽然她的用词夹杂着一些让人看了脸红的陈词老调，内容却相当尖锐，可谓一针见血。估计杜月笙看了之后，肯定会用比委员长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她。在声明发表后的那几天里，也许是孙夫人最临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电文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结果发传单的那个人被逮捕了。还有人抱着一大摞传单从位于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的屋顶上扔下来。一位朋友问孙夫人在这通发泄之后的感受，她回答说：“自从发了那份电报，我的内心舒服多了……至于我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监视，前来探访她的人也被跟踪，有谣言称她家里在夜晚发出的“咔哒”声实际上是“在向莫斯科发送密电”。庆龄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她对朋友们说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