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第3/6页）

上面所列的就是他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这些都是在蒋介石接管国民党并当上了委员长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和坐“青帮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都聘请为“名誉顾问”，并授予他们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

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

然而，到了1933年，麻烦来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上台之后，派了一位海军上将到上海来整治租界里的腐败行为。在法国海军卫队的保护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换了人，许多青帮“侦探”被解除职务，总领事克什兰的位子也被人顶替——在他被顶替之前，他被迫把杜月笙的名字从公董局的名单里划掉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杜月笙派了一个由一群道貌岸然的“外交家”组成的请愿团前去巴黎贿赂新的法国当局，连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这样有威望的人也加入了请愿团，请求法国政府允许杜月笙在法租界自由运输鸦片。

杜月笙非常清楚，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政治生命，菲奥里和克什兰已经出卖了他。现在他们两人正准备回国，到里埃维拉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他们计划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轮回去，离开之前，杜月笙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的菜肴被下了毒，总领事克什兰和其他几位客人痛苦地中毒而死，科西嘉人菲奥里大病了数周，好歹保住了性命。

这次投毒事件让法国殖民当局异常震惊，新任总领事梅里耶立即做出反应。自此之后，杜月笙每次在法租界内运送毒品，他都自愿派人护送。很显然，作为对梅里耶这种表态的一种回应，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各种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过，他现在已不需要依赖与法国人的合作，此时的他已经受蒋介石的全权委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贩卖鸦片。

杜月笙通过自己的行为一次次地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他为人其实还是很慷慨的。1932—1934年，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使出浑身解数保南京国民政府不至于翻船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仍有能力从美国先后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这让那些对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心知肚明的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1936年，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大使威利斯·裴克如此评论道：

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比克斯比先生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周里，孔博士已经与柯蒂斯怀特公司签署了120架战机的订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我很可能漏看了送到我办公室的相关材料。不光比克斯比先生一个人向我保证此事确定无疑，我在与另一个与孔博士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谈话时，也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告诉我，两周前，第一批80架柯蒂斯怀斯公司两种型号战机（每架战机售价约2万美元）的购买合同已经草拟完毕，就等签字盖章了……

孔博士从哪里弄到了这笔钱似乎是一个谜，因为这总共需要大约800万元（中国货币）……我们已经看过上海方面发来的报告，说蒋介石将军正在竭尽全力加紧备战，以便使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国侵略，但这事还是让我们很吃惊。

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正是杜月笙，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数百万美元，一架又一架地购买美国战机，有一次他竟然一下子给政府捐赠了一个战斗机中队。1936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杜月笙得意扬扬地给他送了一架带有“上海禁烟局”字样的飞机。Long Bar里的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又有话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禁烟局’上天的办法了。”

不过对一些西方人来说，“杜月笙”这三个字在1934年的上海滩日渐显赫的声望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名为“禁烟情报局”的私人组织与国际联盟有合作关系，波兰出生的伊洛娜·拉尔夫·休斯是该组织的成员。她不满足于端坐在遥远的瑞士阅读那些书面材料和字面数据，决定亲自到上海，看看这里的禁烟运动是不是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蒸蒸日上。凭着过人的胆识，她罕见地获得了一次采访杜月笙的机会。之所以说这个机会很罕见，是因为这是杜月笙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西方人对他的采访。休斯把这次会面记录及自己在中国的整个历程整理成一本名为《鱼翅和粟米》的书，并于1944年正式出版。也许是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连政府也忌他三分……杜月笙既有点像阿尔·卡彭（黑社会头子），又有点像洛克菲勒……杜月笙出钱资助中国的鸦片生产，用船进口波斯鸦片，出资进行毒品生产加工。这个国家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拿提成。除此之外，他还是强大的国际毒品交易圈里的中国合伙人，这使得其贩毒活动能够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以及拉美地区。

虽然休斯听说过杜月笙在上海滩，尤其是她落脚的法租界里的势力非同一般，但她还是不大相信他会在邮政工会里安排人手专门审查所有发往国外的邮件。朋友们跟她讲，要想把信件邮寄到日内瓦之前不遭受审查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把信送到一艘即将出航的轮船上去。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休斯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杜月笙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贩子，却又担任禁烟局局长的职务。这两封信当然被截留了下来，随即休斯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去采访这位大人物，了解一下他作为上海市民所做的那些出色的活动。

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