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第4/11页）

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

1949年2月，虽已不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仍然为把政府剩下的黄金储备紧急运往台北做了详细安排。如果他准备让李宗仁来掌管钱袋的话，他显然希望这个袋子是空的，这意味着李宗仁根本没有钱来给那日益萎缩的军队发放军饷，仍在坚守的士兵们也得不到食物。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后，跑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请求美国支援，以便自己能有跟毛泽东谈判的资本。司徒雷登大使建议他要求那些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款项存入外国银行的国民党官员们发扬爱国心，捐点钱出来。

蒋介石召见了孙科，他的提议肯定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建议孙科，此时他可以像孙文多年前做的那样，在广州另建一个政府。委员长向孙文的儿子承诺说，如果他能组建起这样的政府，他蒋介石就可以发动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孙科匆匆去了广州，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连庸庸碌碌的孙科也明白过来，很快跑到法国流亡去了。蒋介石开始用船只把仍然忠诚于他的那些军队运到台湾岛上。现在他拥有充足的金钱和足够多的士兵，中国大陆上能搬走的财富也都给搬到了台湾，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可以在岛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他去台湾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上海。

1949年4月，杜月笙在上海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委员长还见了汤恩伯将军，汤将军建议让上海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这位炸毁黄河大坝的英雄、曾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纸老虎”预言他们能够完胜共产党。他指使数千名苦力挖了一条很大的壕沟，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道10英尺高的竹栏杆，这在军事上没有明显的作用。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有个亲戚做木材生意。

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杜月笙和青帮帮忙劫掠中国银行。他现在急需资金，他不想扔下这些黄金空着手逃到台湾。由于有传言说没有黄金来支撑新发行的金圆券，没过几个月，他对这种新货币所报的期望就破灭了。黄金本来是有的——国库里本来存放着600万盎司的黄金。根据官方的指控，其中有一半的黄金跟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踪影。现在中国剩下的黄金只有存放在中国银行里的私人黄金。

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的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暴跌至1 000 000金圆券兑换1美元，随后局势便失去了控制。

这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一辈子攒了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然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规定的时间里拿着黄金到银行里兑换成了金圆券。他们手中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后，人们能够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馆门口看到他们茫然的身影。他们被国民党抛弃了，而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则被划为资本家一类。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大厦将倾之前，他们连把妻子儿女送到澳门或香港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些人是蒋介石最后的一批支持者。

蒋介石相当小心地实施了他掠夺中国银行的计划。一艘外表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外滩码头华懋饭店的对面。船上的船员是从海军官兵中挑选出来的，化装成衣着破烂的苦力。中国银行的几个行政人员也被重金收买，蒋介石答应事成之后将用船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条件就是打开金库的大门。国民党军队对周围包括南京路和外滩在内的几个街区进行了戒严。“苦力”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蹒跚前行，黑暗中传来他们有规律的喘息声。他们每个人都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包裹。路灯照亮了从银行到货船之间的道路，在幽暗的灯光中，这些人如食尸鬼一般让人毛骨悚然。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当时正在熬夜赶稿子。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当瓦因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给伦敦办公室发去了一条言语古怪、寓意丰富的信息：“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以传统的苦力搬运的方式被运走。”

这也是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掠夺。在5月25日共产党成功占领上海的数天前，他就溜出了上海。他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十年的大烟瘾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他无法走路，最终瘫痪在床，于1951年8月16日离开了人世。蒋介石从台北发来唁电，称赞杜月笙“忠诚正直”，堪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