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

十七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世界被一种流行病入侵，以现代的说法，这种病叫作忧郁。这种病袭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发病时，患者会陷入数年或数月无精打采的状态，以及抑制不了的惊恐当中。这种病似乎都会找上事业有成或有才华的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文献较多。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政治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还有剧作家与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对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最糟的结果就是患者自杀。1733年，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来，情绪失控和不寻常的自杀与日剧增，多半是这种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国的天气、都市化与久坐不动的生活造成几种类似的流行病，其症状可怕又吓人。以前没人得过这种病，也没见过这么高的致死率，各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患者。经估计，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1]一百年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精神紧张的症状还是很常见，过去前所未见，在别的国家也没听说。”[2]

塞缪尔·约翰逊来自贫穷家庭，是个极为聪颖的男孩。1729年，二十岁的时候，因资金不足，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后便成为忧郁症的猎物。根据他的好友与传记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描述，约翰逊深陷情绪低潮，回到父母家后，“那病态的忧郁开始极尽可怕地折磨他”：

他快被这可怕的疑病症击垮了，总是易怒、焦躁、不耐烦，同时又沮丧、阴郁、绝望，觉得活着很悲哀。自从患上这个凄惨的病后，他从未真正好起来，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闲，只能短暂逃脱那可怕的侵袭。[3]

他没有文凭，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对着镇上的时钟呆坐，虚晃时间。他四处漫步，边想着要自我了结。让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贫穷和失败，几年后他成为一名作家，也因健谈而大受欢迎，但这个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头时写道：“我的惊恐和苦恼不断增加，深陷极度忧郁中……全能的神与慈悲的天父，请怜悯我，解救我的苦难。”[4]

对英格兰人来说，这个病是“英国病”。十六世纪后期，提摩西·布莱特（Timothie Bright）的《论忧郁》（Treaties of Melancholie）便如此称呼。英国国教的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1621年的经典之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也提出彻底的分析。但北方这座多雨的岛并不是这个疾病唯一造访的地方，整个欧洲都为此病所苦。安得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认为，对忧郁症的担忧起源于意大利，然后被游客带回英格兰。[5]这问题似乎可以更往前追溯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603年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男人不只是有点忧郁，根本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工作上无精打采、欲振乏力。”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的宫廷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症状。[6]

到了十八世纪时，德国人像英国人一样，认为忧郁是国民病了。［历史学家罗伯特·金斯曼提到：“文艺复兴艺术，无论是绘画或文学，都以忧郁气息为主轴。”他以数个德国艺术家为例来做解释，包括丢勒（Albrecht Dürer）。详见RobertS.Kinsman,The Darker Vision of the Renaissance,p.310.］后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很矛盾，当时的德国处于“曙光出现的世纪——启蒙时代”，但事实上到处都有“阴森不安与忧郁的人们”。例如编辑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整天呆坐，放空，在纸上乱涂，又因时间的流逝怨恨自己没能好好利用时间”。[7]法国也孕育出知名的忧郁文人卢梭［8］。这些失调的症状在十九世纪中前还不是文学的主题，直到它们找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作家。从十九世纪以降，忧郁在名人的传记里越来越常见：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到了二十世纪，这个疾病更加普遍，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当然二十世纪的统计方法较健全，医生与病人也比较愿意通报这类疾病，不过这不是忧郁症普遍出现的原因，否则思觉失调症、恐慌症、恐怖症的病患也会同时增多，但事实不是如此。[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忧郁症现在是世界第五大死亡与失能的主因，而缺血性心脏疾病占第六位。[10]自杀是最不幸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但即便是轻度忧郁症（dysthemia，症状是无法感受快乐）也很危险，它会让人变脆弱、身体容易罹患疾病（例如癌症或心脏病）。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不只是袭击富裕或知名的人，更常发生在穷人身上，而且以女性居多。

过去短短几年，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电视节目开始热切关心忧郁症，包括致死率、性别比、遗传因素以及药物治疗的效果。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研究指出，这种流行病是否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它是否催生于某个文化环境，进而蔓延扩大，也没有定论。众人会忽略历史因素，原因之一是我们以前只把焦点放在患病的名人身上，没有深入进行统计学或传染病学上的研究。［凯·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引人入胜的著作《天才向左，疯子向右》（Tou-ched with Fire）中就有这个问题。作者试图要证明，狂躁、忧郁等疾病，与艺术创作一定有关联，并列出一大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患者。首先，她并没有清楚区分双极性疾患（如躁郁症）和单极性疾患（躁症或郁症），而是全部都混在一起，比如塞缪尔·约翰逊是单极性疾患。第二，为了证明各种形式的忧郁症好发于十八世纪的作家与诗人身上，她把当时得病的诗人比例与今日的一般人口数相比较。但十八世纪一般人的得病率呢？况且，为什么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或诗人只限于有发表作品的名人呢？最后一点，事实上她从没有解释，为何她所讨论的名人患者都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人。］

倘若忧郁症的传播真的有个开端（大约在十六、十七世纪），我们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是否与助兴的场合不断减少有关，例如嘉年华与传统庆典？

我们有理由认为，忧郁症在1600年前后开始流行，也就是伯顿开始“剖析”这个病的时候。二十世纪前，忧郁还不是一种病，但已经困扰人类很久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提过。十四世纪乔叟笔下的人物也感受到忧郁了，中世纪后期的神父则称它为倦怠（acedia），就教义来说它可是一种罪愆，一染上就会忽略自己宗教上的义务。忧郁一直都存在，只是名称不同。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证明，欧洲的忧郁症患者到了近现代才剧增。当时还没有精神科专家可进行诊断，也没有公共卫生单位记录患者人数。我们仅能知道，1600年到1700年间，已经有人在撰写与忧郁相关的医学书籍和文学著作，希望能触及到热切关心的读者，至少是一些受忧郁所苦的人。例如塞缪尔·约翰逊就非常推崇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还说“这是唯一能让他提早两小时起床的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