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复兴（第5/6页）

就在那天，叶利钦年轻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应欧洲理事会的邀请，到达了斯特拉斯堡。他要向欧洲领导人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是时候区分苏联政治的真伪了。”这番讲话和他几天前的发言大相径庭。首先，新的发言里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善意表示。根据美国的外交报道，情况正好相反，科济列夫“反复批评‘某些人’身居要位，却不致力于维护民主，他们从来都不是经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的任职缺乏合法性”。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他是议会选出的总统，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与叶利钦不同。

科济列夫还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进行彻底改革的心理上的准备”。科济列夫继续演说：“据说戈尔巴乔夫受到‘综合恐惧症’的困扰。”科济列夫说，戈尔巴乔夫会为了改革做任何事，但是这些事都必须在体制之内。“他担心如果现在支持他们的体制崩溃了，他和他的家人将一文不值，甚至无法活下去。”[21]

8月24日星期六，苏联总统彻底垮台了。那天早上他和叶利钦参加了在8月20日夜晚保卫白宫的战斗中牺牲的3位青年的葬礼。戈尔巴乔夫想利用他自克里米亚回来后首次在莫斯科人民面前公开亮相的机会，表达他对那些民主捍卫者的感激之情。他还想展示苏联国旗，并且追授3位青年“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人们都被感动了，但是，抵抗政变的真正英雄——叶利钦并没有感动，他成功地抢走了戈尔巴乔夫的风头。俄罗斯没有这类奖章，戈尔巴乔夫也无权授予奖章。叶利钦只是请求3位青年的母亲原谅他，未能拯救他们的儿子。结果叶利钦又一次占了上风。[22]

葬礼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许多法令。其中一项法令解散了内阁，取而代之的是以叶利钦的总理西拉耶夫为主席的委员会。在另一项法令中，戈尔巴乔夫提到了苏共领导层在政变中的态度，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他还建议他以前的党内同事解散苏共中央，让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各自的命运。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法令，将苏共的资产交由地方苏维埃管控和保护。戈尔巴乔夫不准备继续领导一个对其没有威胁，但是被禁止开展活动的政党，尽管他曾以为苏共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在他政变后立刻开始的政治斗争中，苏共没有什么价值。他在回忆录中用了数页的篇幅去证明，在1991年8月是苏共背叛了他，而不是他背叛了苏共。[23]

在1991年夏天，苏共党员因为士气低落，组织涣散，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他们只是战士，无法成为驱动政变的力量，在紧急委员会向人民发出的号召中，没有提到任何与苏共或是其政策和理念有关的内容。是克格勃和军官领导了这次政变。然而，苏共官员作为一个团体，却是政变成功的最大获益者，一旦政变成功，将可能推翻叶利钦禁止国企成立党组织的命令。

1991年8月13日，也就是政变前五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苏共领导们商谈了应对叶利钦此项条令的办法。政变似乎是重塑苏共政治垄断的唯一方法。但是，随着政变的失败以及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共曾用威权统治国家，手握武器凝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将会兵不血刃地走向失败。当然，鲜血还会喷涌，但那是苏共高层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接受审判。[24]

第一个死去的人是内务部长普戈，他领导的警察机关和部队直接参与了政变。8月22日早晨，俄罗斯官员打电话给尚在家里的普戈，让他去开会。当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在内的4个人来到了普戈家时，一位神情呆滞的老人给他们打开了大门，他们走进了屋。这位老人就是普戈的岳父。有人看到地上有一摊血迹。他们进入了卧室，54岁的普戈躺在床上，饮弹自尽了。他不愿被捕，所以选择了自杀。床边上，靠着他的是身受重伤的妻子。她还有意识，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普戈的妻子很快在莫斯科医院去世。在那天早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普戈请求家人的原谅：“我犯了错，有负于我一生的清白。”

另一位政变的支持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几天后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自杀。他曾是参与苏美削减武器谈判的专家之一。8月19日，也就是政变发生第一天，时任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68岁的阿赫罗梅耶夫中断了在索契的休假，回到了莫斯科，他向自己的新领导——代理总统亚纳耶夫作了汇报。他对亚纳耶夫说他赞成紧急委员会的决议，准备为决议的实现提供帮助。阿赫罗梅耶夫被交予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有关各地局势的情报。亚纳耶夫还让他准备为自己起草一份面向苏联议会的演讲。阿赫罗梅耶夫充满热情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元帅自杀前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解释了支持政变的原因：“从1990年初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它很快就会瓦解。我要寻找一种方式大声疾呼……我明白作为苏联的元帅，我违背了军人誓言，犯下了军事罪行……除了为我所做的事负责以外，我没有其他选择。”除了遗书外，他还附上了50卢布的支票，那是他欠下的克里姆林宫食堂的饭费。[25]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梅德韦杰夫早就认识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后来他评价他们的自杀：“我理解他们的悲剧：我很清楚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自己的方式，他献身于某种思想，不接受政治阴谋和发迹主义。我对阿赫罗梅耶夫的正直诚实也毫不怀疑。”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都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苏联不能分裂。阿赫罗梅耶夫在二战时期就为此而战斗。普戈是“拉脱维亚狙击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列宁麾下效忠于革命的精锐部队的成员之一，普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掌管着拉脱维亚克格勃和拉脱维亚共产党，镇压民族主义者。政变曾给予他们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拯救那个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得到事业发展的机遇，拥有了高官厚禄，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他们某种认同感。对于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这样的人而言，政变的失败既是他们个人的惨败，也是他们信仰的世界的崩溃。自杀使他们从现实世界得到解脱，因为在这个世界没人会把他们视为英雄，而把他们看作反对人民和背叛总统的罪犯。[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