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