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尊王攘夷,只为首霸(第2/5页)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时期,正是郑庄公去世后,郑国“昙花一霸”后迅速衰弱的时期,做了多年小弟的齐国也因此咸鱼翻身,开始了做强之路。齐襄公在位时期做过的重要事情有两件:一是通过连年对鲁国的战争,连续多次击败鲁国,使鲁国与齐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东方诸侯国因为齐鲁“战略平衡”,迅速倒向了齐国一边;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郑国的内乱,采取扶持新君、发动政变等方式,造成郑国国内势力分裂。当年作为齐国大哥的郑国,此时却已沦落成被齐国玩于股掌的地步。但饶是如此,齐襄公本人的才略却距当年的郑庄公甚远。此人虽有大略,处事果决,但为人性情残暴,且严苛猜忌,对待属下甚至亲族,都非常苛刻横暴。

齐国长期不能成为霸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相对于郑国早在春秋早期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国家行政威权,整合了国民经济,齐国却差得很远。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分散,国内宗族林立,富庶的国民经济无法转换成国家财富,表面繁荣的政经局面,更难以整合成强大的国家力量。长期以来,齐国早已是诸侯中的经济强国,却并非军事强国。齐国经济富裕,物产丰庶,既非临近边地,又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子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却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距离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王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的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