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曲 穿越至玫瑰战争的世纪（第2/3页）
城市和乡镇的区分多由城墙来界定，它们都被田园包围，连接着城镇与乡村的道路，一多半还是罗马时代留下的，很少有支路，日常养护工作通常由乡绅们负责，但他们也不会太过热心。道路经常被雨水和烂泥毁坏，作为旅行者，很多地方得雇一个本地向导才能顺利抵达。
英国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保守”，没有哪个国家像它一样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留下众多传统习俗，当欧洲国家一次次卷入激进主义大潮时，它似乎总能置身于外。同样一种思潮，这里总比欧陆国家更偏向温和与保守，15世纪英格兰人就具备了这样的气质，国王劝告大家改变某些传统惯例时，人们总会感到偏离了生活轨道。他们普遍自恋，总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家乡更好，欧陆游客发现英格兰人讨厌“外国人”，外国人倾向于生活在伦敦，因为它更具国际化气质，或者旅居东盎格利亚，那里经贸发达，有很多来自欧洲大陆的毛纺工人定居。
“他们是脾气骄躁的守旧土鳖，但同时是勇敢的优秀士兵”，法国勃艮第的编年史家菲利普·德·科米纳如此评价英格兰人。“由于英格兰人具备好战的气质，当他们不再跟法国人打仗时，他们就会内战”，科米纳甚至认为这是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
“南方人享受生活，北方人维持生计”，英格兰南北差异已为不少外国游客注意。南方地区跟欧陆国家贸易频繁，经济较为发达，人们生活比北方富裕，所以南方人更加温文尔雅，但也相对“狡猾”，性格上还有点“怯懦”；北方地区民风剽悍，人们粗暴无礼，热衷好勇斗狠，经常抢劫商旅。南方人视北方人为“北蛮子”，北方人认为南方人是“奸猾者”。
外国游客常盛赞英格兰女子肌肤雪白，魅力无穷，有些人对她们的奔放感到吃惊。波希米亚贵族尼古拉·冯·帕柏劳说：“一旦她们的欲望被激发，就像魔鬼一样”，他跟其他人陶醉其中，英格兰人有吻嘴致意的风俗，以至于“在那里获得一个吻，就好比在其他地方得到一次握手”。
最令东方人头皮发麻的事情恐怕是记住英格兰人的名字，并通过名字辨识人物。假如来到一处贵族庄园，正好他全家人齐聚一堂，主人会向客人引荐家人：“我是某某伯爵理查德，这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这是我的长子理查德，次子爱德华，三子约翰，这分别是他们的妻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玛丽；这是我的长女伊丽莎白，次女玛丽，三女玛格丽特，这分别是他们的丈夫爱德华、理查德、约翰；那些小家伙，分别是我的长孙爱德华、次孙理查德……”同名现象非常严重，祖孙四代都叫一个名字实在普遍，有时候家中三个儿子都同名，只能以约翰第一、约翰第二和约翰第三的方法来区分；同名的贵族可以通过姓氏来辨识，同姓又同名，还得加上爵位和世系加以分辨。
今天大伦敦有800多万人口，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15世纪伦敦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城镇，黑死病使伦敦比13世纪少了2万人口。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富丽的教堂和宫室，大贵族的豪华宅邸，中产阶层的气派别墅，穷人的简居陋室，伦敦应有尽有。曾有威尼斯商人夸赞，威斯敏斯特的河岸街，出售金银器皿和首饰的金铺有52家，米兰、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所有店铺都没有如此富丽堂皇。
尽管不能与现代普选相提并论，伦敦城选举“市长阁下”（与当代的大伦敦市长不是同一职务）早非新鲜事儿，12世纪末，伦敦从国王那里获得“自治特许状”，从1216年至今，几乎每年都选举市长阁下，2014年第687任市长阁下名叫阿兰·雅罗。中世纪的选举由商业行会操纵，并非每个市民都有选举权，每位市长在选举产生的24名市议员的协助下实施治理。新王登基时，伦敦需要交纳一笔钱重新续约，国王为增加财政收入，收买首都人心，也乐于颁发特许状。
西欧当时还未发生宗教改革，很像一个由基督教联合起来的小世界。宗教和传统形成的世界观还未遭到有力挑战，包括英格兰人在内都相信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上帝是最高权威，处于金字塔最顶端，国王在他之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排在国王之后的是教俗两界贵族。鲜少有人质疑王权和等级世界，大家皆认为，每个人自出生起就进入自己的等级序列里，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绝不会质疑自己的位置，社会安宁依赖于等级秩序的稳定，出现异端邪说和等级僭越就会造成混乱，国王有责任确保等级秩序的和谐与规范。
拥有“公、侯、伯、子、男”世袭爵位的一小撮贵族，也称为领主，构成英格兰贵族阶层，与大教士处于等级社会顶部；骑士、乡绅、士绅、普通教士和商人构成中层社会，那个时代说到“平民”主要指这个阶层，排在他们后面的是下层的自耕农和自由民，租佃农和农奴居于社会最底层。
贵族社会的阶层流动相对固化，而其他阶层等级秩序已呈逐渐瓦解趋势，中层与下层崛起是15世纪英格兰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主要归功于黑死病的冲击和工商业的发展。领主们为了吸纳劳力，竞相减少地租，提升薪资，给予农奴更多人身自由。雇佣性质的劳动力在城乡日益普遍，社会流动加速，冲击封建秩序，促成农奴制崩溃。
1066年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把欧陆的封建制度移植到英格兰，随着封建军役制废弛，很多骑士可以用盾牌钱代替兵役，不再经常追随领主出征，致力于农场经营，逐渐与富裕乡绅别无二样；某些乡绅、士绅因功可获封骑士，国王为了扩大具有“骑士义务”的阶层，广泛筹集战争费用，也乐于册封经济上崛起的中产成为骑士。富裕骑士、乡绅的经济实力超过某些中小贵族，他们有少数人因功获得爵位跻身贵族阶层。
骑士、乡绅、士绅、富商之间的身份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内部以及与邻近阶层之间的流动逐渐频繁；富裕的“约曼（自耕农）”和自由民不断跻身中层社会，越来越多的农奴早就演变成了自耕农、租佃农和市民，其中的成功者也在往上一序列晋升。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等级秩序的松动推动社会进步，国王没有任意征税的权力，税收少且低，如果不用现代标准苛求的话，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平民的生活水平已在欧洲首屈一指。
法学家兼作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于1470年描述说，英格兰平民的确是“各基督教乃至异教国家中衣食最丰盛之人”。满足口腹之需后，服饰与用品的消费量大增，金银铜锡制造的家庭用具供不应求，推动了手工业和经贸发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英格兰贵族阶层对时尚与奢华的追求蔚然成风，而普通百姓富裕后同样竞相穿着美服，追求舌尖幸福，不仅大量饮用啤酒，还学着贵族品尝葡萄酒。守旧贵族对中下阶层的崛起恐慌不已，中世纪末期，政府对民众的工资、消费、着装方面的“僭越”屡颁禁令却收效甚微，很快被大家抛诸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