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

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