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可卡因骑士》

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罗德瑞格.拉瑞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所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呆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作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组织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进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

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的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作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

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拉瑞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与1984年五月四日在玛瑞特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然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光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最近的PBS的一次采访中，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费尔南多.阿芮纳斯透露说，藏在巴拿马的不仅仅只有麦德林集团的领导人——对拉瑞的死负责的其他组织的许多成员也都藏在那儿。

表明自己对拉瑞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来，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二十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漫长的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大肆泛滥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作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对媒体对这次会面所作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的攻势。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作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

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禁药取缔机构的头弗朗西丝.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0，000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十一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六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旁观者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五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的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全地去购物；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

那天，我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子装了甲板。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四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