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第2/4页）

林徽因和清华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在一起。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春天，解放军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参军。二十岁的梁再冰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也毅然报了名。父亲梁思成脊椎有病，佝偻得厉害；母亲林徽因患肺结核，已卧床多年；弟弟梁从诫正在上高中三年级。当她向父母提出自己的选择时，担心父母会不同意。夫妇俩的确感到突然，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更担心女儿的学业因此半途而废。但梁再冰态度坚决，他们也不再坚持，最后双方妥协，等参军一年后，梁再冰再回北大完成学业。那时人们有所不知，参加了革命，就是党的人，一切得听党的安排，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年4月，梁思成把女儿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个月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梁思成、林徽因与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一起，讨论了有关北平建设发展的系列计划，形成的一份决议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营建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梁思成在这年6月写下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是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他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女儿梁再冰。

新生时代，只争朝夕。一身是病的梁林夫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梁思成担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仍在清华教课，讲“中外建筑史”，给低年级的学生讲“建筑概论”、“建筑设计”；逐字逐句地审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他要求师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那些建筑的形象。据青年教师、梁思成的助手郑孝燮回忆：“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营建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为这项设计竭智尽忠呕心沥血。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过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欢乐还在继续。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领着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清华园里，金色的秋风中飘扬着热血震颤的和声。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商讨国徽图案。

梁再冰曾回忆，“当时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后回家，还担心他们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结果发现他们也非常积极。”

新春的鹅黄嫩绿，很快就遭遇一场冻雨。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老大哥看来，也是自己的胜利。对胜利后城市建设和规划，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是自己的义务与权利。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预见到北京城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必然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为了迎接这个大发展，必须有一个较全面的、有远见的发展规划。承接下北京新市区设计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学建筑的，城市规划并非长项，因此请来曾在南京政府内政部营建司担任工程师的陈占祥共同商议。陈占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两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市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详加论证，认为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区放在京城西郊；而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存有众多文化遗迹的古都，应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梁思成眼中，这座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在他组织编制的那份“简目”中，第一项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梁陈方案”，一开始就遭到否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策略，确定将来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还要发展为工业中心。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告诉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应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即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他们还认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他们反驳了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认为那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